上卷 第十四章 对好坏的判断主要取决于我们的主观看法

古希腊有一条格言说，人通常被对事物的看法，而不是被事物本身所困扰。假如大家都能不折不扣地把这句话当成真理，那么，人类的不幸就可得以缓解。因为，如果只凭我们的判断，坏事才进入我们的世界，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嗤之以鼻，或者把它们变为好事。假如事物受我们的支配，为什么我们不能加以利用，或者使之适应我们的利益？如果我们所谓的烦恼和痛苦并不出自事物本身，而来自我们的想象给予的特性，那么我们自己就能改变这种特性。如果选择权在我们手中，没有人强迫我们，那么，为什么要傻乎乎地自寻烦恼，使疾病、贫困和蔑视带上一种苦涩而丑恶的味道？我们完全可以使它们变得富有情趣；如果说机遇仅仅提供内容的话，那么形式可由我们赋予。然而，既然我们认为，所谓的坏事并不出自事物本身，至少，无论如何，应该由我们给予它们另一种味道，另一副面孔（因为这是一回事），我们就来看看这种说法是不是站得住脚。

如果我们担忧的事物可以擅自在我们身上安营扎寨，那它们也会在别人那里安家落户。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同一类的，都具备相同的想象和判断工具。但我们对这些事物的看法形形色色，这清楚地表明，事物进入我们的世界时已被我们的想法同化。偶尔有人接受了事物的真正状态，但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却为它们想象出一个新的截然相反的状态。

我们将死亡、贫困和痛苦当作我们的主要对手。

然而，一些人称死亡为最可怕的事物，殊不知另一些人却称之为人生痛苦的唯一港口，自然而杰出的支配者，人生自由的惟一依靠，医治百病的通用而高效的良药。正如有些人面对死亡胆战心惊，另一些人对死却比对生更泰然自若。

有人抱怨死亡来得太易：

死神啊！假若你能拒绝懦夫，

而只惩罚不怕死的人该多好[1]！

——卢卡努

暂且不谈这些值得炫耀的勇气。狄奥多罗斯[2]面对威胁他、要杀死他的利西马科斯[3]，回答说：“你若有斑蝥[4]之力，就能击中。……”多数哲学家要么有目的地预防死亡，要么催促和帮助死亡早日来临。

我们看到，很多有名望的人，面对死亡（不是普通的死，而是夹杂着耻辱和怨愤，或出于顽强，或出于天真，显得从容不迫，神态自如，同平时相比毫无异样。此时，他们照样处理家事，求朋友帮忙，吟唱，说教，同百姓友好相处，甚至还开开玩笑，为朋友的健康干杯，就像苏格拉底那样。有一个人，被带往绞刑架还提出不要经过某某街，说是那里有个商人可能会来揪他的衣领，因为他有笔老账尚未偿还。还有个人则对刽子手说不要碰他的喉咙，以免他笑得浑身发抖，因为他怕痒痒。还有一个听到他的忏悔神甫向他保证，他死的那天将和天主共进晚餐，他笑着回答说：“要去你自己去吧，我守斋。”还有个人向刽子手要水喝，刽子手喝了再给他，他就说不愿意在他后面喝，怕染上梅毒。大家都听说过那位庇卡底人的故事，此人已上了绞刑架，人们给他带来一个姑娘，如果他想娶她，便可免于一死（我们的法律有时是允许的）。他将那姑娘打量了一会儿，发现她是瘸腿，便说：“快把我绑起来吧，她是瘸子。”听说在丹麦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有个人被判砍头，在断头台上，人们也向他提出同样的条件，也遭到了拒绝，因为送上来的那个姑娘，脸颊下垂，鼻子太尖。在图卢兹，有位仆人被指控为异教徒，他之所以信仰异教，是因为他的主人，一位与他同为阶下囚的年轻学生信仲异教，可是仆人宁死也不愿相信他的主人可能是错的。我们还可以读到阿拉斯城的故事：当路易十一攻克该城时，很多人宁可被吊死，也不愿喊：“国王万岁！”

在纳森克王国，至今教士的妻子在丈夫去世时，随死者一起活埋。其他女人则在她们丈夫的葬礼上活活烧死，此时，她们不仅表现得勇敢坚强，而且喜形于色。国王的遗体火化时，他所有的妻妾、嬖幸、各种官员、奴仆都兴高采烈地扑向烈火，对他们来说，能陪伴国王的遗体一起火化，是一种无上的光荣。

一些卑劣的小人物临死前也谈笑风生。有一个人，当刽子手推他时，大声喊道：“开船吧！”这是他的口头禅。还有一个被平放在壁炉旁的草褥上等死，医生问他哪里不舒服，他却回答：“在凳子和火之间。”教士来给他涂圣油，寻找他那因病而缩小了的双脚时，他说：“您可以在我的腿端找到它们。”有人劝他祈祷上帝保佑，他却问：“谁去哪里？”那人答道：“如果上帝愿意，马上就是您了。”他又说：“但愿是明天晚上。”那人继续道：“您还是祈求上帝保佑吧，您很快就要去了。”他接口说：“因此，最好是我自己把建议告诉他。”

在我们同米兰的最后一次战争中，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百姓难以忍受多舛的命运，决定一死了之。我听我父亲说，那时盛传有二十五位绅士一周之内自己结束了生命。这一事件与克桑西城的故事很相近，克桑西人被布鲁图[5]团团围困，男女老少都想以身许国，根本没有试图逃生，布鲁图只救下了极少一部分居民。

“荷拉斯兄弟之誓”——雅克-路易·大卫

任何观念都很顽强，会不惜一切地让人接受。希腊人出征时都要宣誓，直到米堤亚战争[6]，一直坚持同样的誓言。这一精彩誓言的第一条是，宁愿以死换生，也不让波斯人的法律替代他们自己的法律。我们看到，在土耳其同希腊的战争中，多少人宁愿接受残酷的死亡，也不愿放弃割礼而改行洗礼。这是任何宗教都做得到的。

卡斯蒂利亚[7]王国的君主们曾把犹太人赶出了卡斯蒂利亚，葡萄牙国王让[8]允许犹太人逃往葡萄牙，但一个人要交八个埃居，并且要他们在某一天全部离开葡萄牙，还答应为他们提供船只把他们运往非洲，规定日期一过，不服从的犹太人就要变成奴隶。那天，为他们提供的船只不多，上船的人受到船员的粗暴虐待，除了各种侮辱外，船员们还设法在海上耽搁，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后退，使得犹太人吃完所带的食品，被迫向船员买吃的，价格昂贵，时间又久，等他们到岸时，身上除了衬衣便一无所有了。这一非人待遇的消息传到尚未动身的犹太人那里，他们大部分都宁可为奴隶，只有很少人改信宗教。埃马纽埃尔[9]继承王位以后，首先让犹太人恢复自由，但后来又改变主意，要犹太人于限定时间离开葡萄牙，并指定三个港口让他们通行。据近代最杰出的拉丁史学家，大主教奥佐里奥称，新国王未能使犹太人皈依基督教，于是希望通过恢复他们自由来达到这个目的；再者，他认为，那些犹太人不会愿意像他们的同胞那样，遭海员的掠夺抢劫，也很难背离他们过惯了富裕生活的国家，而投奔人地生疏的异国他乡。可是，国王看到希望落空，犹太人个个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流亡，就决定关闭其中两个许诺的港口，以便路途的漫长和不便会使有些人改变主意，或者，为了把他们集中在一个地方，屠杀起来更加方便。他早已有这个打算了。于是，国王下令将十四岁以下的犹太儿童统统从他们父母身边夺走，送到看不见和接触不到父母的地方，让他们接受基督教教育。据说这一做法造成了可怕的景象，父子亲情以及对古老宗教信仰的热忱，都促使他们同这个强制性敕令抵抗到底：到处可见父母自杀身亡，更惨的是，有些父母出于对孩子的爱怜，将他们投入水井，以逃避敕令的蹂躏。此外，规定的期限一满，由于别无他法，犹太人又重新沦为奴隶。但也有几个人皈依了基督教。至今一百年过去了，对于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或者说，对于犹太种族，表示相信的葡萄牙人为数不多，尽管习惯与时间比任何约束更有威力。“历史上多次看到，宁死不屈的何止将领，甚至是整个部队[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