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第二十三章 论习惯及不要轻易改变一种根深蒂固的习俗（第4/5页）

应该服从国家的法律[19]。

——克里斯平

下面要谈另一个看法。不管哪个公认的法令，改变后有无明显的好处，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况且，即使有好处，改变起来谈何容易，因为法律犹如一座建筑物，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牵一发就会动全身。希腊立法者卡隆达斯[20]规定，谁想取缔一项旧法令，或确立一项新法令，就要头套绳索让人民裁决，若新法令道到反对，他就立即被绞死。斯巴达的立法者利库尔戈斯毕其一生，让斯巴达人民保证不违背他制定的任何法令。弗里尼斯[21]给齐特拉琴增加了两根弦，但是斯巴达的法官未曾想一想这两根弦会不会使音乐更和谐悦耳，就粗暴地把它们砍断了。只因为那两根弦破坏了旧的习惯，就应该受到制裁。这就是马赛法庭那把生锈的剑所象征的意义。

我讨厌改革，不管它们以怎样的面目出现。我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因为我看到过改革的破坏作用。多少年来压在我们身上的宗教改革，虽不能说一切都是它干的，但完全有理由说，一切都是由它导致的，甚至包括从此不管有没有它都会产生的不幸和毁坏。一切都归罪于这次改革，

唉！我这是自食其果[22]。

——奥维德

引起一个国家混乱的人，每每和这个国家一起毁灭。挑起混乱的人往往得不到果实，他们把水搅浑，使其他人得以浑水摸鱼。君主政体的内部结构，这座老朽的大厦，一旦由于改革而分崩离析，就会向这样的不公正尽情敞开大门。一位古人云，君权从山顶跌至半山腰比从中间跌入山谷要难得多。

但是，如果说创新者更有破坏性，那么，效法者则更恶劣，因为他们明明感觉到并惩罚过前者的罪过，却还要步其后尘。如果说这些效仿者即使在做坏事时，也有些体面可言的话，那就是他们把改革的荣誉和尝试的勇气归功于前者。

种种新的骚乱都幸运地从这个取之不竭的第一源泉中汲取扰乱我们治安的形象和原型。我们的法律本是为了医治这最大的顽疾的，可它却让我们看到它在教唆人们做各种坏事，或在为种种坏事辩解。正如修昔底德[23]对他那时候的国内战争所描述的那样，为了宽容公众恶习，竟然使用更温和的新词，来掩饰它们真正的名字。然而，这是为了重塑我们的意识和信念。“借口是诚实的[24]。”但是，为变革提供最好的借口是极其危险的：“对旧制度的任何改革无论如何不值得称赞[25]。”然而，坦率地说，我觉得如此看重自己的看法，那是妄自尊大，目空一切，为树立个人的看法，不惜在自己的国家里推翻太平的公共秩序，导致只有内战和动乱才会造成的种种灾难和伤风败俗。为了同值得反对的错误作斗争，却又助长了许多众所周知的坏事，这难道是谨慎的做法吗？还有比违背自己的意识和认识更坏的坏事吗？

元老院为解决它和人民之间关于宗教职责上的看法分歧，竟然根据米提亚[26]战争中神谕对德尔斐[27]人民的回答，抛出这样的借口：“保护神殿是神的事，而不是他们的事，诸神绝不会让他们的宗教信仰受到亵渎[28]。”德尔斐人民担心波斯人入侵，便询问上帝如何处置阿波罗神殿中的圣物，将它们藏起来，还是带走。上帝回答什么也不要动，要他们照管好自己就足够了。

天主教有种种极其公正和实用的标志，但最明显的标志莫过于正确告诫人民要服从统治者，维护他们的统治。上帝的智慧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上帝在拯救人类并引导人类光荣战胜死神和罪恶时，从没想过要摆脱我们现有的政治秩序，而是让陈规陋俗盲目而不公正地制约这一崇高而有益的事业继续前进，让无数他所宠爱的选民无辜死去；为使这个珍贵的果实渐渐成熟，白白流去了多少时间。

有的人因循本国的旧习陈规，还有的人则致力于引导和改变习俗，两者之间相差甚远。因循守旧者以平淡、服从和为人师表作借口。不管他们做什么，都不可能有恶意，最多也只是不幸。“在经过千锤百炼而保存下来的光辉古文化面前，谁能无动于衷[29]？”

再者，伊索克拉底也说过，不及比过火更合适。那些主张改革的人步履维艰，因为他们在对旧习陈规进行鉴别和改革时，必须多多地使用判断力，识别被摈弃的东西有什么缺点，被引进的有什么优点。这一极为平常的看法，坚定了我的信念，即使在最鲁莽的青年时代，我也能控制自己的言行。我不愿让自己肩负如此沉重的担子，为如此重要的学问负责任。平时，即使是我所学知识中的最简单的东西，我也不敢贸然作出判断，虽然大胆谈出自己的看法丝毫无损于我学到的知识，现在面对如此重要的学问，我更不敢判断了。我认为，让家喻户晓和一成不变的民法、神法听凭个人随心所欲和变化无常的奇想，是非常不公正的，因为个人的看法仅是个人的裁判。任何政权对于民法不敢为的，对于神法千万也别做。从理性上讲，人类同民法关系更加密切，但是神法却是民法法官至高无上的仲裁人。因此，应该把最大的聪明才智用于解释和发展已有的习俗，而不是改变和革新。有时，上帝会越过他所强迫我们遵守的规则，但这并不等于免除。这是上帝的壮举，我们不应模仿，而应赞美。上帝的这些壮举，是一种刻意和特别的恩宠，是施予我们的奇迹，是为了证明其威力无比，凌驾于人类秩序和力量之上；试图仿效上帝的壮举，是神经错乱，亵渎神明。我们只能惊叹地凝望，而不应效法。这是上帝的而非我们的职责。

古罗马雄辩家科达恰当地断言：“在宗教方面，我信奉法学权威科伦卡尼乌斯、西庇阿、斯凯沃拉，而不相信哲学家芝诺、克莱安西斯或克里斯波斯[30]。”

在当前的宗教斗争中，有上百条重要的、根深蒂固的教规需要清除和重新确立。天晓得有多少人可以夸口完全承认了这派或那派的论据。若是数量问题，那这个数量对我们可能不构成威胁。可是，其他人向何处去？他们投到哪派麾下？改革派用的药和其他劣药或服用不当的药一样没有效果。他们的药本想净化我们的体液[31]，但它引起的冲突使体液变得兴奋和活跃，不惟如此，那药还会留在我们体内。那药软弱无力，非但未能净化我们，反使我们更加虚弱，以致无法把它排除出去，得长期忍受它给我们体内带来的痛苦。

然而，偶然性总是凌驾于我们的原则之上，会向我们指出迫切要做的事，因此，法律就要网开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