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三章 论三种交往

人不可过分将自己囿于自身的情绪和性格。人的主要本领便是善于适应各种习惯。将自己拴在单一的生活方式上，且是出于一种不得已的需要，这不能叫生活，只能叫生存。多才多艺、灵活应变的人才是最有修养的人。

这儿引证一段关于大加图[1]的真实可信的描述：“他的聪明才智富有灵活性，十分善于适应一切，不管他干什么，都像是专门为干这一行而生的[2]。”

倘若让我按我的方法培养自己，那么我不愿固定在任何一种生活方式上，不管这种方式有多么好，为的是不让自己依赖于它。生活是一种不均衡、不规则、形式多样的运动。一味迁就自己，被自己的喜好牢牢束缚，到了不能偏离，不能扭转的地步，这不是做自我的朋友，更不是做自我的主人，而是做自我的奴隶。我现在这么说是因为我已经很难摆脱性格的羁绊。比如，我的头脑通常闲不住，除非它强制自己；我用脑时神经总是绷得很紧，整个儿投入。不管给它一个多小的题目，我的头脑总是把这个题目扩大、伸展到需要它全力以赴的程度。因此，不动脑筋对于我是一种折磨，会损害我的健康。大多数人的头脑需要自身以外的东西使它活动起来，运转起来，“通过活动驱除无所事事的恶习[3]，”我的头脑需要自身以外的东西则是为了使它平静下来，作短暂的休憩，因为我的头脑最主要、最辛勤的工作便是研究自己。对于我，读书是一种把我从对自身的研究中分散出来的活动。一有思想闪现，我的头脑便忙碌起来，表现出它在各方面的活力，有时运用它的力量，有时运用它的条理性或灵活性，它或是赞同他人，或是自我节制，或是固守己见。

它拥有足够的材料来激发自己的机能。造物主赋予它——如赋予所有人的头脑——足够的智力供它使用，并给它足够的课题让它施展创造力和判断力。

对善于探索自我、开发自我的人而言，思考自我是一种强度大、内涵丰富的研究。我喜欢磨砺我的头脑，而不是把它填满。根据自己的心情进行思考，是一种最不费劲又是一种最费精力的事，没有一种工作能与之相比。历来伟人们都把这事作为每日的功课，对于他们，“生活即思想[4]。”故而，我们的思想活动有一种得天独厚的优越性，那就是：没有一种活动能像思想活动进行得那么长久，那么经常，那么方便。亚里士多德说：“思考是天神的需要，神的至福和我们的至福都来自思考。”读书对我的用处主要是通过书中的各种事物启迪我的思想，运用我的判断，而不是充塞我的记忆。

与别人谈不上几句话我便无精打采地停下来。当然，品味高雅妙趣横生的交谈与严肃深刻的讨论（可能前者更甚于后者）都能占据我的整个思想，在其他交谈中，我往往处于一种迷糊状态，而且只给予表面的注意，所以，作那种意趣索然、了无生气的应酬式的聊天时，我常会说出一些梦呓般的，或孩童也不如的傻话，十分可笑，有时则固执地缄口不语，那就显得更加愚蠢，而且不礼貌。我的迷惘神态将我幽闭在自我之中，加之对好些一般的事又表现出幼稚和严重的无知，这两种“优点”给我的好处是：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出有关我的五六则趣话，而且无论哪一则都傻得可笑。

凭心而论，这种性格使我难以与人们交往（我必须对他们作精心挑选），也使我不适合参与共同行动。我们与民众生活在一起，并与他们打交道；倘若我们讨厌他们的谈吐，不屑于去适应平民大众，而平民大众往往和最聪敏的人一样有他们的规矩（“不能适应大众之蒙昧的哲理是枯燥乏味的哲理[5]），”那么我们就无法再管理自己的事，也不应当再去插手别人的事了，因为公共事务及个人事务都免不了与那些人牵扯在一起。人最美好的行为方式正是那种最放松、最自然的行为方式，最好的工作是最不勉强的工作。上帝啊，那条规劝人们，愿望必须与能力相符的箴言对我们是多么有用啊！没有比这更有益的哲理了。“量力而行”是苏格拉底最喜欢、也是他经常重复的话，一句内涵丰富的话。应当将自己的愿望引向那些最容易得到，并且与自己的能力最接近的东西。确实，假如我不去和千百个与我的命运息息相关，并且是我不能缺少的人融洽相处，却一心要去高攀我的交往能力达不到的一两个人，或者异想天开地追求那些我无法得到的东西，这不是一种愚蠢的任性吗？我生性疏懒，任何形式的尖刻和粗暴都与我的性情相悖，这就使我免受妒忌和敌意的困扰和威胁；受人爱戴，我不敢说；但我敢说从来没有人比我更有理由不被人仇恨。不过我的疏于言谈使我失去了好几个人对我的美意，这是公正的，他们有理由对我的冷淡作一种更坏的解释。

我很善于获得世间少有的甘霖般的友谊，并能将它一直保持下去。我如饥似渴地寻求志趣相投的朋友，十分贪婪地投入这种交往，所以自己禁不住眷恋这种友情，同时也给和我交往的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已多次体验过这样的幸运。但对一般的泛泛之交，我却有点疏远冷漠，因为我的言谈举止如果不能像张满的风帆充分展开就会不自然。何况还在我年轻时，命运已让我习惯于品味那独一无二、完美无缺的友谊，因此我便有些厌恶别样的交情。而且古人那句“相伴并非友谊，共患难才是知己”包含的思想对我的影响太深了。所以我自然很难做到“逢人只说三分话”，和“看人说话，见风使舵。”我也很难遵从人们的一条训戒，说什么在和那许多不完美的朋友交谈时，要小心谨慎，多存戒备；眼下我们听到的主要训戒是：谈论世事只会带来危险，或只能说假话。

我却很清楚地知道，谁若像我一样，把享受生活的恩惠（我指的是本质上的恩惠）作为生活的目的，就应当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性情的乖戾和挑剔。我赞赏多层面性格的人，这种人既能张也能弛，既能上，也能下；不管命运把他摆在哪里，他都能随遇而安；他能同邻里聊他的房子、他的行猎情况，乃至他和别人的纠纷，也能兴致勃勃地和一个木匠或花儿匠谈天；我羡慕有些人，他们能让最末等的仆役感到可亲可近，还能以适合下人的方式与他们谈话。柏拉图劝戒我们，要以主子的语言对仆人讲话，不管是对男仆还是女仆，不可玩笑，不可随便，我则深不以为然。因为，撇开我的天性不谈，我认为如此炫耀命运赐予的某种特权是不合人情的，也是不公正的；而主仆间的差异不那么悬殊的文明制度在我看来倒是极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