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十二章 论相貌(第2/9页)

看见塞涅卡作出努力准备抗拒死亡,看见他在木杆上费力顶住,艰苦卓绝,而且挣扎如此之久,如果他在死去的当儿没有以英勇顽强保住自己的名誉,我对他名誉的信任真可能发生动摇。他的激动如此强烈,如此频繁,这说明他本身十分急躁,极易冲动。“伟人说话更平静更从容[11]。”“不可能头脑一种色调而心灵另一种色调[12]。”必须承认这点,尽管这有损于他。也许这也说明他的对手在步步紧逼。依我看,普鲁塔克的行为方式以他的桀骜不驯和无拘无束而显得更有魄力也更有说服力;我不难相信他内心的活动更为自信更有规律。他们当中,一位十分急躁,他会猛然刺激我们,使我们蓦地惊跳起来,这更触动心灵。另一位十分冷静,总给我们通报点什么,证实点什么,增强点什么,所以更触动智力。前一位强迫我们判断,后一位争取我们判断。

我也见过一些更受尊敬的读物,它们在描绘它们支持的反肉欲刺激的搏斗时把肉欲刺激表现得那样厉害,那样强有力而难以制服,使得我们这些淹滓感到既有必要欣赏肉欲诱惑力的奇异性和闻所未闻的力量,也有必要欣赏那些读物所作的抵抗。

我们为什么对知识所作的这些努力发火?让我们往下看看遍布大地的可怜的人们吧!他们在劳作过后只顾低垂着头,既不知道亚里士多德、加图,对榜样、箴言之类的事也一无所知;而大自然每天正是从他们那里得出恒心和坚韧性的印象,比我在学校里留心研究的恒心和坚韧性更纯粹更直接。平时,我见他们当中多少人对贫穷表现出蔑视,多少人愿意赴死,多少人过死亡关既不惊恐也不悲伤!为我的花园翻地的人今天上午埋葬了他的父亲或他的儿子。那些人给疾病取的名字本身就减轻并缓和了疾病的严酷性:他们管肺痨病叫咳嗽,管痢疾叫腹泻,管胸膜炎叫感冒;他们把疾病说得越轻就越易忍受疾病。只有在病痛已使他们无法进行日常工作时,他们才认为病重了,他们卧床不起只为了等死。“朴素的可以理解的道德一变成知识就模糊而难以捉摸了[13]。”

我写这些的时间大约是在我国动乱引起的难以忍受的负担日益加重的那几个月,动乱以它全部的重压向我袭来[14]。一方面大敌临门,另方面是小偷——最坏的敌人:“竞争不靠武器而靠邪恶[15]。”而且我还同时遭受着军事行动带来的各种损失。

敌人在我左右令人胆寒,

两面都使我危若累卵[16]。

——奥维德

残酷的战争:别的战争在外部进行,而这场自己打自己的战争却由自己的毒液自我腐蚀自我衰败。这场战争的性质如此之邪恶,破坏力如此之巨大,所以它将与别的一切同归于尽,而战争双方又互相疯狂撕咬和肢解。进行眼下这种战争往往是自我毁灭而不是因缺乏必需品或敌人的武力导致毁灭。任何纪律都与战争无缘。战争前来消除暴乱,却使暴乱烽火四起;战争意欲惩戒违抗行为却作了违抗行为的典范;战争被用以保卫法律,却自行叛乱以反对自己的法律。我们已走到了何等地步?连我们的医药都在传染疾病,

我们的病痛得到救护

救护却使我们中毒[17]。

治疗使病情恶化,加剧[18]。

——维吉尔

我们罪恶的疯狂混淆正义非正义,

使我们背离了诸神正确的旨意[19]。

——卡图魯斯

在这类普遍的病症里,一开始还可以区别健康部位和有病部位,然而一旦疾病久拖不愈(如我们的病症),便会从头到脚蔓延到全身,任何部位都不能幸免于腐烂。因为没有什么空气能像“放纵”那样诱人贪荽地吮吸,那样自我蔓延和渗透。我们的各路军队只好靠外国的纽带联系并维持下去;人们巳不善于将法国人组成一支常备的正规军。真是奇耻大辱!我们只有在外来的士兵身上看到纪律。至于我们,我们一向我行我素,不按长官的意愿而按自己的意愿行事:长官对付内部事故多于对付外部事故。指挥官必须亦步亦趋,阿谀逢迎,屈从下属,只有他该服从;其余的人都自由自在,放荡不羁。我宁愿看见野心里包藏多少卑劣多少怯懦,宁愿看见野心勃勃的人为达目的而多么下贱多么奴颜婢膝;但我不乐意看到一些性格温厚有能力主持正义的人在每天管理和指挥那一片混乱的过程中堕落下去。长期痛苦产生习惯,习惯产生赞同和模仿。昔日也有众多生性邪恶的人,但却并未因此而败坏生性善良宽厚的人。因此,如果我们这样继续下去,一旦我们有幸重新恢复国家的健康,就很难找到可以托付国家健康的人。

至少别妨碍这年轻的英豪

去救援一代危难的同胞[20]。

——维吉尔

有一句古老的格言,即士兵怕长官超过怕敌人;还有一个令人赞叹的范例:一棵苹果树被圈进了罗马军营的围墙之内,第二天只见罗马军队挪了驻地,并将那株苹果树上味道鲜美的成熟苹果如数留给了苹果树的主人。那么这格言和范例如今都怎样了[21]?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别把时间花在不甚有用的旅行和不太受人尊敬的学艺上,而把时间一半用于观看由罗得岛[22]的一位优秀舰长指挥的海战,另一半用于察看土耳其军队的纪律,因为土耳其军队的军纪与我们的军纪大相径庭而且优越于我们。此情况的根源在于:我们的军队在出征中变得越发放纵,而土耳其军队在出征中却越发克制,越有所畏惧。他们对小百姓的侵犯或扒窃如发生在和平时期会受笞刑惩罚,而在战争时期则会掉头;拿一只鸡蛋不付钱,按事先规定要挨五十下棒打;偷别的任何东西,只要不是食品,无论多么不值钱,都会立即受到木桩刑处死或斩首[23]。我在阅读有史以来最残酷的征服者色里姆的生平时,看到在他征服了埃及之后,大马士革城周围那些花团锦簇精美绝伦的园林虽不像平时一般关闭着,他的士兵对之却秋毫无犯,我为此感到吃惊。

然而一个政府里存在的某种疾患是否应该以如此致命的药物进行治疗呢?法奥尼乌斯[24]说,一个国家的统治哪怕十分暴虐,这统治也不应被篡夺。柏拉图也如此,他也不同意以暴力医治一个处于安宁状态的国家的疾病,他也不能接受足以引起公民流血和破产的惩罚行动[25]。这就确立了一个正派人在那种情况之下的义务,即听其自然,只须祈祷上帝伸出他超凡的手进行干预。柏拉图似乎对他的好友狄奥[26]稍有不同的行事方式感到不满。

在这方面我曾是柏拉图主义者,尽管当时我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位柏拉图。如果说这个人物应当干脆被拒之于我们的群体之外,而他却以他诚实的良知获得了神宠,从而冲破了他那时代公众的蒙昧状态,并深入理解了属于基督教的启蒙思想,我却认为让一位异教徒教育我们很不合适[27],不期盼上帝本身的没有我们协助的救援又是多么不虔诚的行为!我经常怀疑,在如此众多插手此类事务的人当中是否有理解力如此低下的人,我们曾慎重说服这种人相信,他是在以最大的歪曲进行改革,使他的灵魂得救的最明确的原因是我们因此而肯定下地狱,是他推翻政府,打倒行政官员和取消法律(而上帝却要他对法律进行监护),是他肢解他的母亲并因此让他昔日的敌人得到甜头,是他使手足之情充满骨肉相残的仇恨,是他求助于恶魔和狂暴,认为如此行事便可对圣经的仁慈和公正有所帮助。野心、悭吝、残忍、复仇心从不满足其固有的凶猛,我们必须以正义和虔诚的光辉思想去引诱它们,激励它们。你能想象世上的事有比这更丑恶的嘴脸吗:恶毒言行不期然成为合法,并且乘官员告假而披上德操的外衣?“没有比以天意掩盖罪行的迷信更具欺骗性的事[28]。”柏拉图认为[29],极端的不公正在于把不公正之事看作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