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温和的建议[1](第3/4页)

[6]这样的诗句之前,在这些东西注入他的血液之前,他就仍属于无语言家族。这样的人是大多数,这或许能让人聊以自慰。

阅读诗歌至少是一种语言上强烈的潜移默化。它还是一个高效的精神加速方式。一首好诗能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里覆盖一片巨大的精神领地,最终常常能使人获得一种顿悟或启示。之所以能赢得这种效果,是因为诗人在写作过程中采用了(更多是无意识地)人类的两种主要认知方式,即西方方式和东方方式。(当然,这两种方式每个人均可随时采用,但不同的传统对它们仍持有不同程度的偏见。)前者注重理性,注重分析。在社会层面,它伴随着人的自我主张,就整体而言是对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7]之命题的图解。后者主要诉诸本能的综合,要求自我否定,是佛陀的最佳化身。换句话说,一首诗能提供出一个完整、公正的人类精神活动的范例。这便是诗歌的主要魅力所在,此外,它还对语言的韵律和音调财富加以利用,这些财富自身便具有强烈的启示意义。一首诗实际上就是在告诉它的读者:“请像我一样。”你在阅读那一刻就变成了你阅读的对象,变成被称作诗的那样一种语言状态,它的顿悟和它的启示都会变成你的顿悟和你的启示。你合上书页时,这些东西依然归你所有,因为你再也无法返回你没有得到它们时的空虚状态。这便是进化的实质所在。

进化的目的既非适者的生存,亦非不适者的生存。若是前者,我们便会以阿诺德·施瓦辛格[8]为榜样;若是在伦理上更为高调的后者,我们则不得不以伍迪·艾伦[9]为乐。无论你们是否相信,进化的目的就在于美,美比一切东西都更持久,美能派生出真,就因为美是理性和感性之综合。在一位旁观者看来它永远如此,它只能在语言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而这就是诗的作用——它既是语义的,也是语音的,两者都同样根深蒂固。

就这一领域的积累而言,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超过英语。诞生于英语环境或是融入这一环境,这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种最大的恩赐。剥夺这一语言的使用者充分融入这一环境的权利,这就是一桩人类学罪行,而当今的诗歌传播体系归根结底就是这种犯罪。焚书或是不读书,我并不确知哪种举动更为糟糕,但是我认为,象征性地出版图书介于这两者之间。请原谅我的言辞如此激烈,但是,当我一方面想到诗人们用这一语言写作的大量作品均无人问津,另一方面又意识到令人震惊的人口增长前景,我便会感觉到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文化倒退。我担忧的并非文化,也不是那些伟大的或并不那么伟大的诗人们的作品之命运。令我担忧的是,人类在无法清晰地说出心声、无法表达自我时,掉头诉诸行动。因为,行动的词汇是有限的,就像人的躯体语言十分有限一样,因此,他就注定会采取暴力行为,使用武器而非修饰语来拓展他的词汇。

长话短说,那些可爱的、离奇的陈旧方式该中止了。应该组建全国性的经典和当代诗歌销售网。我认为,这应该由私人企业组建,但应得到国家支持。其目标年龄组应在十五岁以上。重点放在美国经典诗歌上。出版哪些人的哪些作品,这应该由内行的两三个人,亦即两三位诗人来决定。热衷于意识形态争吵的学院派专家应被排斥在外,因为在这一领域,无人享有指点江山的权威,唯一的依据就是趣味。美以及与其相伴的真不应服从任何哲学、政治甚至伦理教条,因为美学就是伦理学之母,而不是相反。如果你们不同意这一点,那么就请你们回忆一下你们恋爱时的情景。

不过也应该记住,社会中总有这样一种倾向,即为每一个时期(通常是一个世纪)指认出一位伟大诗人。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逃避阅读其他诗人的责任,或者是——就这件事而言——为了逃避那位天选诗人,只要你发现他或她的性格并不合乎自己的口味。事实上,在任何一个阶段,在任何一种文学里,都会同时存在好几位同样伟大、同样重要的诗人,他们都能照亮你前行的路。无论人数是多是少,他们归根结底都能被归入各种已知的性格,必然如此,他们之不同便由此而来。他们凭借语言之恩赐来到世上,为了向社会提供一套美学标准的层次体系或色谱,供社会遵循、忽略或关注。他们与其说是榜样,莫如说是精神导师,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了——他们若是没有这种意识则更好。社会需要作为整体的他们,如果我提出的计划能得以落实,也不应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以偏爱。因为在这些高地上并无等级,荣耀应该均等。

我怀疑,社会钟情于一位诗人,是因为较之于好几个人,一个人更易忽略。一个社会若是拥有好几个扮演着世俗圣徒角色的诗人,便会变得更难统治,因为政治家就不得不拿出至少与数位诗人相当的视界高度,更不用说是措辞水平了,而这样的视界高度和措辞水平已经无法再被视作例外。但是,这样一个社会或许会比我们迄今所知的所有社会都更民主。因为,民主的目的并非民主自身,否则便是多余。民主的目的就是民主之启蒙。没有启蒙意义的民主,至多也只是一片治安状况良好的热带雨林,其中还有一位被指定的伟大诗人扮演人猿泰山。

我在这里要谈的是热带雨林,而非人猿泰山。对于一位诗人来说,被人遗忘并非一场了不得的悲剧,这是在所难免的,他能承受。与社会不同,一位好诗人永远拥有未来,就某种意义而言他的诗作就是一份邀请,邀请我们领取未来的样本。关于我们自己,至少可以这样说——这或许也是对于我们的最高赞誉——我们就是罗伯特·弗罗斯特、玛丽安·穆尔[10]、华莱士·斯蒂文斯和伊丽莎白·毕晓普的未来,我仅提这么几位……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代人都是未来,更确切地说都是逝去者的未来之组成部分,尤其是逝去诗人的未来之组成部分,因为当我们阅读他们的作品时,我们便能意识到,他们是知道我们的,这些在我们之前出现的诗歌实质上就是我们的基因库。它不需要我们去尊崇,它在召唤我们去阅读。

我再重复一遍:一位诗人永远不会是输家。他深知,会有人继承他的事业,在他止步的地方继续前行。(事实上,正因为继承者人多势众,激情四射,高声喧哗,哗众取宠,才把这位诗人挤入了忘川。)他能承受,就像他不怕被视为娘娘腔。无法承受被遗忘之命运的恰恰是社会,与每一位诗人其实都具有的精神毅力相比,恰恰是社会成了娘娘腔,成了输家。社会的主要力量就在于复制自我,对于社会而言,失去一位诗人就等于毁灭了一颗脑细胞。这会妨碍一个人的言说能力,在需要作出伦理选择时无所适从,或者,这会使活的话语结满修饰语的硬壳,使人变成一个热情接纳胡言乱语或纯粹噪音的容器。不过,负责复制的器官并未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