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温和的建议[1]（第4/4页）

对于某些遗传缺陷(在个体身上或许并不显眼，在群体中则触目惊心)，治疗手段并不多，我在这里提出的建议也并非一种治疗手段。我只是希望，我的这个主意如果能得到支持，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我们这种文化萎靡症蔓延至下一代的速度。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我接受了这个富有公众服务精神的职位，或许，拿到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付给的薪水让我有些脑袋发热。或许，我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位卫生局长，把一张标签贴在当今的诗歌包装盒上。这标签上写着：“如此经营方式有害国家健康。”我们活着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染病。

常有人说，忘记历史的人注定会重复历史，我觉得第一个道出此言的似乎是桑塔亚那^{[11]。诗歌不作如此断言。不过，诗歌与历史还是有某些相似之处：诗歌也诉诸记忆，它也能造福未来，更不用说当下了。诗歌肯定无法减少贫困，但它可以驱除愚昧。再者，它还是唯一可以抵御人心之庸俗的保险装置。因此，诗歌应该以低廉的价格提供给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

在一个人口两亿五千万的国家，一本两美元一册的美国诗歌选集可以卖到五千万册。也许不会很快卖光，但能常销，卖上十来年，便能全都卖出去。书籍找到了自己的读者。如果卖不出去，那就让它们躺在那里好了，落满尘土，腐烂分解。总会有一个孩子，他将在垃圾堆里拣起一本书来。我就曾是这样一个孩子，如果我本人的例子有任何价值的话；也许，你们中的一些人也会这样做。

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我认识的一个人^{[12]当时身在俄国，正在把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译成俄语。我认识他，是因为我读到了他的译诗，那些被译成俄语的诗作极为出色，我非常想结识译者，同样也非常想看到原作。他给我看了那本硬皮书(我认为是霍尔特出版社[13]的版本)，翻开的一页上恰好是《幸福因失去长度而达到顶点》一诗。这一页上有一只巨大的十二号军靴留下的印迹。这本书的扉页上还盖着一个图章，图章上的字样为“斯塔拉格3B”，这是二战期间位于法国某地一座关押盟军战俘的集中营。}

这就是一本诗集最终找到其读者的例证。它要做的事情就是时刻待在近旁。否则它就不会被踩到，更不可能被拣起。

[1] 1991年10月在国会图书馆所作演讲。——原注。译者按：此文原为担任美国“桂冠诗人”的布罗茨基1991年10月2日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所作演讲，后经修改刊于1991年11月11日的《新共和》(New Republic)。此文原题“An Immodest Proposal”，是对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一个温和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 1729)一文的戏仿，斯威夫特的“建议”旨在“防止爱尔兰的穷人孩子们成为他们的父母或国家之负担”。俄文版题为“Нескром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2] 暗指福山的历史终结说。

[3] 蒙塔莱(1896—1981)，意大利诗人，197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布罗茨基的《在但丁的阴影中》一文就是写蒙塔莱的。

[4] 马维尔(1618—1678)，英国玄学派诗人，布罗茨基翻译过马维尔的诗。

[5] 毕晓普(1911—1979)，美国女诗人。

[6] 弗罗斯特《提供，提供》一诗中的诗句。

[7] 此处用的是拉丁文“Gogito ergo sum”。

[8] 施瓦辛格(1947年生)，美国电影中的壮汉明星，后任加州州长。

[9] 伍迪·艾伦(1935年生)，美国喜剧电影明星、导演。

[10] 穆尔(1887—1972)，美国女诗人。

[11] 乔治·桑塔亚那(1863—1952)，西班牙哲学家，批判实在论代表之一，1872年移居美国，曾任教哈佛大学，著有《理性生活》、《存在的领域》等著作。布罗茨基所引之语出自桑塔亚那的《理性生活》(The Life of Reason)，原文为：“Those who don't remember the past are condemned to fulfit it.”

[12] 即安德烈·谢尔盖耶夫(1933—1998)，布罗茨基的友人，俄国诗人、翻译家。

[13] 这家出版社的全称为“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