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出门远行

1998年春天，在上戏学主持的我得到了一个活儿：给建设雅马哈在江浙做9个周末的商场路演，一周两天，每天8场，主持费用一共2万块钱。

当时我的学费是一年4800元，学校边上弄堂的小饭馆里，所有的菜全部点一遍，花90块钱就够了。2万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笔巨款。周末回家，我兴奋地对爸爸说我要挣钱了，每周要去外地，又能玩又能拿钱。爸爸喝了口茶，擦了擦眼镜上的雾气，想了想说：“第一次演出是去哪儿？我先陪你去看看。”

第一次演出在余姚。建设雅马哈的整个供给保养车队一路浩浩荡荡从重庆开过去，雅马哈本部的日本工作人员、广告公司的执行则等我周五放学了，和我们一起从上海出发，等火车，换汽车，到店里彩排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多。

说是商场路演，实际只是在当地雅马哈经销商的店门外，搭了一个小背景板做促销活动而已。深夜里，经销商店里的工作人员已等得不耐烦，打着哈欠催我们快点走台。

台其实也并没什么好走的，就是我穿着雅马哈的工作服上台，向大家介绍一遍新车型的性能、价格，然后，工作人员会端上一个抽奖用的玻璃盒子，我从里面抽出写着数字的乒乓球，给幸运观众颁奖。

我是第一次主持现场活动，彩排时一说台词就很紧张，日方的工作人员非常非常严格，每说错一句就要纠正，要求完全跟稿子一模一样才行。到1点钟，一个十几分钟的流程居然还没有走完。爸爸不知何时拿了一个保温杯出来，杯子里泡上了西洋参和枸杞，隔一会儿就端上来给我喝一口。

快2点了，我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城乡接合部摩托车店门口，一遍一遍地说着台词，昏黄的灯光下，有蛾子在我边上飞来飞去，经销商留下看店的店员已经睡着，我的父亲看着我，一遍一遍准备其实早就应该倒背如流的功课。

“我们不做了吧，明天跟我回家。”爸爸忽然站起来说。现场一下安静下来。我无比尴尬地站在台上，偷偷看着甲方的脸色，心里暗暗懊恼自己居然会带着爸爸来走穴。

我需要这笔钱。我已经想好了要把它存起来，假期跟男朋友去他老家玩，我也想好了要跟好朋友鲍鲍每次接完广告挣钱了一样，请同学们去吃火锅，最重要的是：这将是我的第一笔真正的重大收入，我自己挣来的。

广告公司的项目经理是小马，是一个瘦瘦高高，永远斜背着一个大包，弓着腰的广州小伙子。也许这也是他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他抓狂地在爸爸和日方工作人员之间来回协调了很久。我一个人呆呆地握着个话筒站在台上，看着他们聊天，仍在深深懊悔带着爸爸来演出。

最终的结论，是让我先做完这周这两天的活动，看看情况再说。当天的排练到此为止，我可以先回去睡觉了。我和爸爸到了酒店，各自拿了房间的钥匙去睡觉，全程，我没有跟他说一句话。

第二天11点，第一场活动开始了。我穿着雅马哈的车手制服，哆哆嗦嗦地上台，不知怎的，竟流畅地背完了整段介绍，爸爸就坐在店门口的长凳上，拿着保温杯微笑地看着我。“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我的演出呢。”这个念头忽然在我心中一闪而过。

接着是抽奖，舞台不高，我瞬间被蜂拥来抢奖品的观众包围，小马拿过一个话筒喊着要大家保持秩序，我小心翼翼地保持镇定，让自己不要被人群冲倒，没有再看到爸爸在哪里。

就这样，每过半小时做一场活动，中午休息两小时，结束了一天的路演。晚上，车队的人自己开伙，我们和小马去吃饭，他说：“赵小姐，今天您主持得挺好的，我们商量，准备再给你加5000块钱，你把接下来的几周活动做完好吗？”我看看爸爸，爸爸夹了一筷子鱼，慢悠悠地说：“好啊，但以后我还是陪她来吧，我所有的交通食宿费自理。”

就这样，20岁的我，开始了每周由爸爸陪同走穴的路演生涯。每周五，我想尽办法提前离开学校，让鲍鲍帮我去专业课点到，让男朋友给我开假条，自己打车火速赶到火车站、汽车站或者机场去跟爸爸和小马碰头。十有八九，他们总是早就拿着票焦急地在站门口等着我，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找到自己的座位坐定之后，小马总会长吁一口气说：“哇，赵小姐，今天好险啊！”这时，爸爸就会拿出保温杯，让我喝一口他给我泡好的西洋参枸杞汤。

我和爸爸很亲，然而相处的时间并不多。我小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出差，童年印象之中，对他的记忆，就是在巷子口等到出差回来的爸爸，然后屁颠屁颠地跟着他回家，给我礼物。

一年就见那么几次，从爸爸的礼物，就可以看出他对女儿成长进度的生疏。有时候，他会给已经上小学的我带积木，有时候，又给只有十来岁的我带各种护肤品和带着垫肩的西装裙。整个少年时期，妈妈从来没有给我买过衣服，因为家里堆满了爸爸每次出差给我带回来的不合身的裙子、毛衣和不合脚的鞋子。

爸爸退休那年，我正好去上大学。他推着我的自行车，把我的蚊帐、被套、枕头、热水瓶七零八落地往上捆，陪我走到离家只有几条街的大学宿舍。到了宿舍，我处于终于得到自由的快乐之中，去别的寝室跟新同学们自我介绍、聊天，等回到房间，看到爸爸已经帮我归置好了所有东西，安上了蚊帐铺好了被子，呆呆地站在空无一人的宿舍里抽烟……

总而言之，1998年的春天，我和爸爸每周一起远行。深夜，我们叫的黑车在泥石路上颠簸，每颠一下，小马就会撞一下头，发出哎哟一声，逗得我们大笑；中午，我们溜出去到附近的饭店吃饭，爸爸喜欢吃臭豆腐、霉千张，在浙江简直是落在米缸里，每顿饭必点这些臭烘烘的东西，搞得我每次吃饭都感觉像是坐在厕所门口；每周六的活动结束，雅马哈车队的重庆师傅会邀请我们去他们的帐篷里吃火锅，我在那时发现，原来我心目中万能的爸爸不能吃辣；随车的日本甲方有一位特别特别认真的工程师，每次大家都去玩了，工程师就一个人把展台上的车全部擦一遍，每次看到这一幕，爸爸就要对我说一遍，看到没有，以后也要这样工作。

20岁，我每周和父亲一起远行。他带着我坐火车、汽车、飞机，到各种各样鸟不拉屎的雅马哈经销商店门口去走穴，付他自己的交通食宿费，还常带我去好饭店给我加餐。他总是带着那个保温杯，泡好浓浓的枸杞参汤，自己一口都不喝。他会一个人去角落抽烟，他会大声跟日本人一起K歌，他也会喝威士忌喝到蒙，但更多时候，他只是在台下，看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