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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手榴弹爆炸了，接着又是一颗。外面的街上，离这里约摸三个街区的地方，有人在大声尖叫。叫声停了。
“他死了吗？”她低声问道。
我没有回答。
“可能是个女人。”
“可能是吧。”我表示同意。
“你是什么人？是英国人吗？”
“是的。”彼得也是的，我心想，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你是干什么的？”
“你是说职业吗？”
“就跟我说说话吧。别停。”
“我是个记者。”我说。
“和彼得一样？”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记者。”
“他很厉害。总爱冒险。你厉害吗？”
“有些事会让我害怕，有些不会。”
“老鼠呢？”
“老鼠会把我吓傻。”
“你很棒吗？”
“跟新闻一样棒，我觉得。我已经不太动笔了。现在我是主编。”
“结婚了吗？”
“你呢？”
“结了。”
“跟彼得？”
“不，不是彼得。”
“你认识他有多久了？”
“我丈夫吗？”
“不，彼得。”我说道。当时我并没有自问，为什么我对她跟别人的奸情比对她的婚姻更感兴趣。
“在这个地方，碰上那种事你是不会去计算时间的，”她说，“一年，两年——你不会那么说。在贝鲁特你不会那么说。你也结婚了，对不对？我先告诉了你，你才肯告诉我。”
“对，我结婚了。”
“跟我说说她吧。”
“我妻子吗？”
“当然了。你爱她吗？她个子高不高？皮肤很好吧？是很典型的英国人吧，上嘴唇总是紧绷着？”
我跟她说了几件关于梅布尔的无伤大雅的事，又杜撰了些别的，心下觉得自己实在可恨。
“我的意思是，要是连着跟同一个人做爱十五年，这世上还会有谁喜欢性爱啊？”她说。
我笑了，但没有回答。
“你对她忠诚吗，彼得？”
“绝对忠诚。”我迟疑片刻后答道。
“好吧，咱们来聊聊工作。回到工作上吧。你在这儿干什么？是什么特别的任务吗？跟我说说你在干吗。”
藏在我心底的间谍躲开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该轮到你告诉我你在干什么了，”我说，“你也是个记者吗？”
一串曳光弹划破了夜空。接着就是一阵炮火。
她的声音变得很疲惫，好像恐惧已经耗尽了她的力气。“就是整理整理新闻素材。”
“给谁整理啊？”
“一家差劲的新闻社，还能是谁啊？五十美分一行字，到头来给哪个大混球偷去了，一下午就让他白捡两千块。这不算什么新鲜事。”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道。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安妮吧。叫我安妮好了。听着，你这人挺不错，知道吗？要是有一头发情的多伯曼猎犬抱住了你的腿，你该怎么办？”
“学狗叫？”
“假装来了高潮。我很害怕，彼得。可能我没说清楚。我想喝一杯。”
“你在哪儿？”
“就在这儿。”
“这里是哪儿？
“天哪，就在旅馆。科莫多尔旅馆。站在大堂里，闻着艾哈迈德身上的大蒜味儿，那个希腊人还一直瞪着我看。”
“哪个希腊人？”
“斯塔夫罗斯。他吸烈性毒品，还骂骂咧咧地到处说毒品劲儿太小。他绝对是个卑鄙的家伙。”
我听着，第一次分辨出电话那头的背景里有杂乱的说话声。枪战已经结束了。
“彼得？”
“嗯。”
“彼得，把你的那盏灯关了。”
她肯定知道房间里只有一盏灯能用，一盏摇摇晃晃的床头灯，配着羊皮纸的灯罩。灯放在两个长沙发之间的储物柜上。我把灯关掉。又能看见星星了。
“把你的房门开着，留条缝。一吋就够了。有酒吗？”
“有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我说。
“伏特加呢？”
“没有。”
“冰块呢？”
“没有。”
“我带一点儿过来。彼得？”
“你是个好人。有人跟你这么说过吗？”
“好久都没有了。”
“在这地方可得留心点。”说完她挂断了电话。
她根本没来找我。
你随便怎么想象都可以，就像我当时那样。我坐在长沙发上，在黑暗中看着门，看着自己的生命静静流逝，期待着听到她穿过走廊的脚步声。
一个小时之后，我下了楼。我坐在酒吧里，侧耳倾听着我能分辨出的每一个美国女人的声音。都不是。我四处寻找着，看看哪个女人可能会自称“安妮”，会向只在电话上交谈过的男人求欢。我给了艾哈迈德点好处，让他告诉我那天晚上九点钟左右谁在大堂打过内线电话。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艾哈迈德的记忆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情绪激动的美国女人。
我甚至还想弄清楚之前住在我房间里的那位房客的身份，弄清楚他的名字是不是叫彼得。但这时艾哈迈德却神秘兮兮地含糊其辞起来，说他当时到的黎波里看他的老母亲去了，旅馆也从不保留客人的名单。
难道真正的彼得恰好在紧急关头赶了回来，把她给抢走了？还是那个叫斯塔夫罗斯的希腊人？难道她是个妓女？难道我是个男妓？艾哈迈德是不是在给她拉皮条？那通电话是不是她给旅馆里的新房客精心设下的圈套，要趁着他们孤身一人、精神紧张地度过第一个夜晚时把他们钓上钩？
或者说，她只不过是一个被吓坏了的女人，男朋友不在身边，又被城市里雷鸣般的爆炸声吓得几乎要发疯，只想找个人抱一抱？我宁愿这么想。
无论她代表着怎样的不解之谜，这件事还是让我认识到了自己身上的一些东西，即使它们让我感到不安。我认识到我的孤独是多么危险，而我是多么容易让敌人得手；我认识到自己是多么需要付出爱，并得到爱的回报；我认识到，与我越来越想和别人沟通的渴望相比，自己身上被情报部称为“个人安全意识”的品质是多么薄弱。我想起了莫妮卡，还有我那些空洞无比的爱的宣言，它们根本就没法打动爱神。我想起了贾尔斯·拉蒂默，还有他那毫无希望的激情。不知为什么，那个自称安妮的女人似乎也是一个深受痛苦折磨的信使，他们说的话都发自我的内心深处。
不知其貌的女人之后，又来了一个不知其貌的男孩。那是第二天傍晚发生的事。
我筋疲力尽地坐在旅馆的大堂里，独自一人喝着苏格兰威士忌。去了西顿131附近的几座难民营，在黎巴嫩南部待了一天之后，我的手还在发抖。现在正是黄昏时分的奇妙时刻，贝鲁特的人类动物王国在此刻会一致放下彼此间的不和，汇集到共同饮水的地方来。我在丛林里见过类似的情况，可能你也见到过。仿佛是听到了一声令下，大象、疣猪、瞪羚、狮子和长颈鹿都悄悄地从树丛中黑暗的隐蔽处走出来，大部分动物都一声不出，在泥泞的平地上各自站好。在同一时刻，你可以到科莫多尔旅馆的大堂里去瞧一瞧，这时候奔忙了一天的记者们都回来了。总有点跟不上他们脚步的电动玻璃门叹着气，吱呀吱呀地开开关关，从贝鲁特刚刚入夜的黑暗中迎进形形色色的人物：来自瑞典的一个电视摄制组，走在前面的是一个面色灰白、身穿设计师定做的工装外套的金发女郎；一个来自美国某家周报的摄影师兼记者；总是成对出现的电线检修工；一个极为神秘的东德老人和他的日本情妇。他们进来的时候都刻意收敛着自己，一点都不张扬，然后再停一停，卸下一整天的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