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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迈利自己插进了一段故事——有个中美洲外交官特别钟爱某个年代的英国火车模型，于是圆场派蒙蒂·阿伯克的小队从伦敦的一家玩具博物馆里偷来一套霍恩比牌的双“O”型转轨机车模型，从此以后这位外交官一辈子都对我们忠心耿耿。大家都大声笑起来，直到我们注意到史迈利忧虑的眼神似乎盯着房间外面的什么地方，于是又突然陷入一阵沉默。

“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我们也会真正面对我们操纵的现实，”他静静地说道，“在那种情况出现之前，我们只不过是旁观者。我们手下的情报员替我们实现着梦想，而我们这些情报官则安安稳稳、舒舒服服地坐在单向透光的镜子后面，自己跟自己说，‘所见’即‘所感’。可是等到见真章的一刻突然来临——如果你们能碰到的话——嗯，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在使唤别人为我们干这干那的时候，就会变得稍微谦卑一些。”

说这番话时，他根本没朝我看一眼。他丝毫没流露出自己脑海里想到了什么人。但是我知道，他也知道。我们知道彼此心里都很清楚，那个人指的就是耶日上校。

我看到了他，但我什么都没对梅布尔说。可能是因为我太震惊了。也可能是因为掩饰情绪的老习惯太难改。直到今天，我面对任何意外事件时的第一步措施，仍然是竭力压制住那种下意识的反应。当时我们正在看电视上的晚九点新闻，那段日子里这个节目已经成为了梅布尔和我自己的晚课，别问我为什么。突然间我就看到了他。耶日上校。我并没有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大喊道：“天哪！梅布尔！快看，站在后面的那个家伙！那就是耶日！”——这本应该是任何一个普通人的正常反应。然而，我却继续盯着荧光屏，小口喝着我那杯加了苏打水的威士忌。后来，等到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就赶紧往录像机里塞了一盘新的录像带，这样肯定能在《夜新闻》重播的时候把节目录下来。从那时起——那个晚上到现在已经有六个星期了——我肯定把录像带重看了十几遍，因为每次看的时候都能发现一些珍贵的新细节。

不过，故事的那一部分我还是留到结尾的时候再说，它本来就应该在结尾出现。最好还是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跟你讲一讲，因为在慕尼黑，除了特奥多尔教授之外还有过别的事；比尔·海顿背叛事件暴露之后，还有许多间谍工作要做，不能只是坐等伤口复原。

耶日上校是个波兰人，我始终没弄明白为什么许多波兰人会偏爱我们。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背叛他们的国家，这在我看来是极其可耻的行径。我要是个波兰人，看到英国佬的影子从旁边经过我都会吐口水，不管我到底有没有受过纳粹或苏联人的折磨——英国人先是把可怜的波兰人民丢给了纳粹，然后又丢给了苏联。我肯定很想在英国外交部所谓的“主管部门”里装上一颗炸弹。“主管部门”，上帝啊，这算是个什么词！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波兰人又一次被向来没个准的苏联大熊和向来很有准的德国公牛夹在了中间。不过你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波兰人需要哪个好朋友来帮他们一把，英国外交部的“主管部门”准会甜言蜜语地表示遗憾，并承诺将在未来起到更积极的作用。

尽管如此，据我们情报部的记录显示，波兰行动的成功率高得也有点不成比例。有许多波兰男人和女人以大无畏的波兰勇气，不惜搭上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冒险为“英格兰”做间谍工作，这些人的数量之多简直让人尴尬。

照此说来，海顿事件之后我们设在波兰的情报网中伤亡率相对比较高，这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拜海顿所赐，英国人在背信弃义的长长记录上又加了一笔。由于损失一次接着一次无可避免地发生，慕尼黑站里的哀悼气氛几乎是触手可及，我们的耻辱感之中还叠加着无能为力。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对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毫无疑问。在“陷落”以前，波兰安全部门——在行动处处长耶日上校的英明领导下——始终对海顿背叛一事秘而不宣，忙着把自己的人打入我们现存的情报网，再以他们为渠道来传递虚假信息——他们要是能成功地策反情报网，也会以高超的手段利用情报网来对付我们。

不过“陷落”之后，上校觉得没必要再搞得那么微妙了，于是仅仅在几天的时间里，他就把一些忠于我们的情报员灭了口，在此之前他始终没去惊动那些人。死者的人数几乎每天都在上升，我们把它称作“耶日的暗杀名单”。我们备感挫折，同时也对耶日这个家伙产生了刻骨的仇恨。他杀害了我们手下的情报员，有时候甚至连审判的程序都懒得走，而是听任审问者一直把他们折磨致死。

把慕尼黑视为通往波兰的跳板，这个想法或许有点奇怪。但几十年来，慕尼黑始终是许多波兰行动的指挥中心。我们领事馆地处绿树成荫的郊区，附属建筑房顶上的天线日夜监听着我们在波兰的情报员发出的信号——往往只是公开电台讲话时夹在词句中间的短短一声“哔哔”。收到信号后，我们会按照事先约定的程序向他们发送一些安慰的话，并下达新的指令。我们从慕尼黑发送寄往波兰的信件，信件中藏有密写的信息。如果我们的情报员设法离开了波兰国境，我们也会带着他们从慕尼黑出发，到别处听取情况汇报，盛情款待他们，倾听他们的烦心事。

如果我们站里的情报官员确有必要亲自前往波兰，同样还是得从慕尼黑出发。我们总是独自一个人去，通常会假扮成到波兰参加交易会或是展览会的外地生意人。在某个路边的野餐地或是小巷里的咖啡馆，我们的使者会短暂地和弥足珍贵的情报员们面谈，办完事情之后就各自离开，大家都知道油灯又已经加满了。没干过情报员的人，不可能想象出那意味着怎样的一种信仰上的孤独。能在恰当的时候和一位好心的情报主管喝上一杯不怎么好的咖啡，这也会让一名情报员的士气高涨几个月。

因此才会有后面发生的事：在慕尼黑工作的任期刚刚过半（特奥多尔教授和他的随行人员也动身去了美国，这可很受欢迎），我坐上了一架波兰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华沙飞往格但斯克，口袋里装着一本荷兰护照。护照上称我是来自奈梅亨120的弗朗茨·约斯特，四十年前出生。根据我以商人身份填写的签证申请表，我此行的任务是代表一个西德农业联盟去考察预制的农业建筑。因为我有一些工程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凭这点本事和他们农业部的官员们换换访问名片肯定是绰绰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