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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一进到房间里，他们就变得更有条理了，仿佛那个空落落的旧房间里仅存的几丝文雅让他们有了一点儿条理的意识。他们开始轮流打我，就像文明人一样，两个抓着我，另一个人上来打，这种换班的方式还挺民主的。只不过轮到耶日上校的第五次或是第五十次的时候，他把我揍得实在太惨也太狠了，我真的死过去了一会儿。等我再苏醒过来，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他两个人。他坐在一张折叠桌前，胳膊肘撑在桌子上，闷闷不乐地用擦伤了的双手抱着脑袋，好像是宿醉未醒一样。他颇为失望地查看着我在一次次痛打的间隙对他所提问题做出的答复，先抬起头不满地盯着我那变了形的脸，然后又痛苦地摇摇头叹了口气，仿佛在说生活对他实在太不公平，他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帮助我看到光明。这时我才意识到，时间过得比我以为的快得多，也许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了。

也是在这一刻，我觉得当时的情景跟我一直以来的想象有点相似了。折磨我的人舒舒服服地坐在桌旁，以一种专业人士的关切之情认真地研究着我。而我则被四肢分开锁在滚烫的水管上，两只胳膊被铐在黑色的六角手风琴式散热片两旁，散热片的尖角像火红的牙齿一般嵌进我脊背的尾骨处。我的嘴和鼻子都在流血，一只耳朵好像也出血了，衬衫的前襟看起来活像屠夫的围裙。不过流出的血都已经干结了，这会儿也没再继续流，从这一点也能推算出过了多长时间。在格但斯克一座空荡荡的大屋里，你被锁在暖炉上，盯着耶日上校那张小狗崽似的脸，你的鲜血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凝固？

要恨他太难了，何况那时候我的后背灼热难当，也越来越无法去恨这个人。他是我唯一的拯救者。他的脸现在始终对着我。就算他低下头冲着桌子祷告几句，或是站起身点上一根难闻的波兰香烟，在屋里活动活动筋骨，他那郁郁不乐的目光似乎也一直在盯着我，无论他的心思跑到了什么地方。他转过身，宽宽的后背朝着我。我能看到他光秃秃的大脑袋，还有脖子后面的凹窝。但他的那双眼睛——在跟我商量，和我讲道理，有时候甚至像是在恳求我来缓解他的痛苦——一秒钟都没有离开过我。我心里的某一部分还真想去帮助他，随着后背上的灼热，这种感觉也变得越来越迫切。因为灼热已经不再是灼热了，而成了纯粹的疼痛，一种无法分割的、彻彻底底的疼痛，并且变得越来越剧烈，就像一张没有上限的量表。它让我觉得，只要能让他感到好受一点，我情愿付出一切——除了我自己。除了我身上把我和他这样的人区分开来的那一部分，靠这个我才能活下去。

“你叫什么名字？”他又用带着波兰口音的英语问我。

“约斯特。”

他得弯下腰才能听见我的声音。“弗朗茨·约斯特。”

“是从慕尼黑来的。”他说道，用手扶着我的肩膀，把耳朵凑到我的嘴旁边。

“我生在奈梅亨。我为法兰克福陶努斯地区的农民工作。”

“你忘了装你那副荷兰口音了。”他晃了晃我，想把我弄清醒。

“那是你没听出来。你是个波兰人。我要见荷兰领事。”

“你说的是英国领事吧。”

“荷兰领事。”我好像把“荷兰”这个词重复了好几遍，还不停地接着重复，直到他把冷水泼到我头上，又淋了点水到我嘴里，让我漱漱口再吐出来。我意识到我少了一颗牙齿。是下牙床，左前部的位置。也可能是两颗，很难说。

“你相信上帝吗？”他问我。

他站在那儿向下盯着我的时候，脸颊像婴儿似的嘟了下来，嘴唇自然形成了要接吻的形状，那模样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迷惑不解的小天使。

“现在不信。”我说。

“为什么？”

“我要找荷兰领事。你们抓错人了。”

我看得出，他不喜欢听这种话。他不习惯别人对他发号施令或是反驳他。他用右手的手背抹了抹嘴唇，他揍我之前有时会做出这个动作，于是我就等着他来打。他伸手在口袋上拍了拍，我估计他是要找什么工具。

“没抓错，”他叹了口气说，“是你搞错了。我抓的人没错。”

他蹲跪在我身前，我还以为他准备杀了我，因为我已经注意到他看起来最不高兴的时候，也就是他最可怕的时候。可他却打开了我的手铐。之后，他握起拳头伸到我的腋下，把我拖起来——我简直觉得他是在扶我起来——然后拖着我来到一间宽敞的浴室，那儿有一个独立式的旧浴缸，里面装满了热水。

“脱。”他说道，然后萎靡不振地看着我胡乱扯掉身上破烂不堪的衣服。我已经筋疲力尽，根本顾不上去想进到水里之后他打算把我怎么样：是淹死我、活活煮了我还是冻死我，或者是丢一根电线进浴缸。

他从旅馆拿来了我的手提箱。我躺在浴缸里的时候，他挑了几件干净衣服出来，扔在椅子上。

“你明天坐经华沙到法兰克福的飞机走。是弄错了，”他说，“我们道歉。我们会把你生意上的安排取消，就说你在一次肇事逃逸中被车撞了。”

“我需要的可不仅仅是道歉。”我说。

洗澡对我一点好处也没有。我担心要是躺在浴缸里的时间再长一点，我就会又一次死过去。我挣扎着蹲了起来。耶日伸出胳膊，我抓住他的胳膊站直了，身子危险地摇晃着。耶日扶着我从浴缸里出来，神情忧郁地看着我擦干身子，穿上他给我找出来的干净衣服。

他领着我从房子里走出来，穿过院子，一只手里拎着我的手提箱，另一只手扶着我，因为洗澡虽然减轻了我的疼痛，也让我变得虚弱不堪。我偷偷打量着周围，想看看那两个小喽啰在哪里，但谁都没看见。

“冷空气对你有好处。”他这话说得很自信，俨然是个专家。

他带着我来到一辆停着的汽车前，这辆车和抓捕我时的两辆汽车都不一样。车后座上放着一个玩具方向盘。我们驶过空无一人的街道，有时我都打起了瞌睡。我们来到两扇由民兵看守的白色铁门前。

“别看他们。”他命令我，然后给民兵看了自己的证件。我又开始打盹了。

我们下了车，来到一处长满青草的悬崖边。吹向内陆的海风把我们的脸都冻僵了。我觉得自己的脸肿得足有两个足球那么大。嘴巴都歪到左脸颊上去了。一只眼睛根本睁不开。天上没有月亮，透过带着盐味的雾气能听到大海在咆哮。唯一的光亮来自我们身后的城市。偶尔我们会看到磷火从身旁飘过，或是海面上一阵阵白色的泡沫打着旋隐入黑暗之中。站在耶日身旁，我心想：这就是我要赴死的地方了。他先是打我，然后让我洗了个热水澡，现在他要开枪打死我，再把我从悬崖上推下去。但他的双手阴沉沉地垂在身侧，手里并没有枪；他的眼睛——我只能勉强分辨出来——盯着没有星星的黑色夜空，却没盯在我身上。那就可能是别人来开枪打我，那人早已在黑暗中准备好了。如果我还有力气，我准会先把耶日干掉。但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也觉得没这个必要。我想起了梅布尔，心里却没有任何失去或是得到的感觉。我在想她靠抚恤金能过活得怎么样，她会再找个什么样的人。斯黛芬妮小姐这会儿不在家，我想起来了……那说不定接电话的就是斯黛芬妮本人，史迈利说过……还有那么多没得到回应的祷告，我心想。可是有许多祷告我根本就没有做。我觉得困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