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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耶日总算开口了，他的声音还和以前一样沮丧。“我把你带到这儿来，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窃听器能听到我们。我想为你的国家做间谍工作。我需要一个优秀的专业人士来做中间人。我决定选择你。”

我又一次失去了时间感和空间感。但说不定他也和我一样，因为他转过身背朝着大海，一只手紧紧抓住皮帽子挡着风，神情凄凉地凝望起内陆的灯光来，对那些根本用不着怒目而视的东西怒目而视，时不时还举起硕大的拳头擦掉脸颊上被风吹出来的眼泪。

“怎么会有人想给荷兰当间谍？”我问他。

“很好，我就是打算给荷兰当间谍，”他不耐烦地回答道，仿佛是在迁就一个迂腐的学究，“所以我得找个厉害的内行，一个能守口如瓶的荷兰人。我知道以前你们荷兰人派来对付我们的特工是些什么货色，所以我物色人选时自然会非常挑剔。不过，你已经通过了测试。祝贺你。我选中了你。”

我觉得此时最好什么都别说。也许是因为我并不相信他。

“你手提箱暗藏的夹层里放着一叠波兰秘密文件，”他没精打采地接着说，“当然啦，在格但斯克机场海关你不会有什么麻烦。我已命令他们不要检查你的行李。按照他们的了解，你现在是我的情报员。到了法兰克福，你就在自家地盘上了。我只按照你的指示工作，不听命于其他任何人。下次见面定在五月五日，在柏林。我会去参加‘五一节’的庆祝活动，那是无产阶级光辉胜利的标志。”

他想再点一根烟，但风总是把火柴吹灭。于是他摘下帽子，在帽顶里把香烟点着，一张胖脸往香烟上凑，就像是在拿吸管喝水。

“你们的人肯定想知道我的动机是什么，”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接着说道，“告诉他们——”他突然间有点不知所措，把头缩进肩膀，转过脸来看着我，好像在请教我应该怎么跟白痴打交道，“告诉他们，我厌倦了。跟他们说我厌倦了这份工作。跟他们说共产党就是一帮骗子。他们本来也都知道，不过还是告诉他们吧。就说我是个天主教徒，是个犹太人、鞑靼人，他们想听什么就跟他们说什么。”

“他们可能想知道你为什么选择投靠荷兰人，”我说，“而不是去找美国人、法国人，或是其他随便什么人。”

他也考虑了一会儿，在黑暗中一口一口地抽着烟。“你们荷兰人里有不少优秀的情报员，”他沉吟道，“我跟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很熟悉。他们一直干得很好，直到那个狗杂种海顿来搅局。”他想到了一个主意，“跟他们说，我父亲曾是不列颠空战中的飞行员，”他说道，“在肯特上空被击落了。这么说他们肯定会很高兴。你知道肯特那地方吗？”

“一个荷兰人怎么会知道肯特呢？”我说。

如果我稍微软弱一点，我就会告诉他，在我们所谓的“友好”分居之前，梅布尔和我在坦布里奇维尔斯买了一栋房子。可是我没说，这样倒也好，因为总部后来核实耶日的故事的时候，发现他父亲从来没飞过比纸风筝更大的东西。几年之后我把这事告诉了耶日——那时候他对背信弃义的英国人的忠诚早已得到毫无疑问的证实——他只是笑了笑，说他父亲是个老糊涂，除了伏特加和土豆之外什么都不关心。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五年来，耶日一直是我从事间谍活动的秘密学校，但他对动机的不屑——尤其是对他自己的动机——始终没减少一分。他说，我们这帮傻瓜首先会去做我们想做的事，做过之后才四处去寻找这么做的理由。所有人对他来说都是傻瓜，我们这些间谍则是最大的傻瓜。

一开始我怀疑他当间谍是为了报复，还引着他说出上层有哪些人可能没把他当回事。他痛恨所有人，最恨的就是他自己。

后来我觉得他当间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他那愤世嫉俗的态度只是为了掩饰人到中年后才发现的更崇高的追求。可是当我试图用自己的诡计来打消他的愤世嫉俗的时候——“是为了你的家人，耶日，是为了你母亲，耶日。承认吧，当了爷爷之后你自豪得不得了。”——结果我发现下面还埋藏着更多的愤世嫉俗。耶日反驳说，他对我说的这些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反驳时冷若冰霜的态度让我得出结论，他的确像自己说的那样，痛恨整个人类。他的残暴，也许还有他的背叛，都只不过在表达这种憎恨而已。

至于西方，反正控制着西方的人也就是控制这世上其他一切事物的同一帮傻瓜，所以又有什么区别呢？我跟他说其实情况并不是那样，结果他激烈地辩护起自己的虚无主义信仰来，那种劲头和其他的狂热分子一模一样。我只好克制住自己，免得真正激怒他。

究竟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不顾自己的生计，不顾他痛恨的家人，来为一个他鄙视的世界服务？

是因为宗教？这个原因我也问过他，现在想想问得还很严肃，结果他发火了。他反驳说，耶稣基督就是个躁郁症患者。基督就是想在公开场合自杀，所以他老是去撩拨权威，直到他们替他了却心愿。“那帮抨击上帝的人也都是一个样，”他轻蔑地说，“我拷打过他们，我知道。”

和大多数愤世嫉俗的人一样，耶日也是个清教徒，这样自相矛盾的事在他的身上还有好几处。我们主动提出要给他存点钱，帮他在瑞士银行开个账户，这都是常事。可他听了却勃然大怒，宣称自己不是什么“廉价的线人”。后来我找了个机会——按照总部的指示——向他保证，万一事情出了岔子，我们将不遗余力地把他弄出来，帮他在西方重新安排一个新的身份，他轻蔑地断然回绝了：“我是个波兰人，但我宁可死在一支波兰行刑队的枪口下，也不愿意以叛徒的身份老死在某个资本主义的猪圈里。”

至于生活中的其他享受，我们能提供的他已经一应俱全。他说，他老婆总爱数落人，在办公室累了一天回到家里实在很无趣。他的情妇是个年纪轻轻的傻姑娘，跟她待上一个小时之后，他宁愿去打台球，也不愿再跟她说话。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情报部给出的标准动机全都给我划掉了，我还在不断地自问。

与此同时，耶日还在不断地往我们的保险柜里装东西。他把自己的情报部门翻了个底朝天，就像海顿出卖我们的部门一样。莫斯科中心要是给他下达什么命令，等我们得到消息之后他才把命令转达给下属。他会把自己接触到的所有材料都拍下来；他冒的风险实在太大，连我都极力恳求他别那么干。他很马虎大意，有时候我都觉得他是不是也跟他断然否定的基督一样，想在公共场合葬送自己的性命。他之所以没有引起怀疑，完全是由于他毫不懈怠的工作效率——能把这方面的工作称作他的掩护工作，我们也感到很欣慰。因为那就是他谨慎平衡各方力量时的阴暗面：上帝保佑那些被请到耶日那里主动坦白的西方情报员吧，不管他们是真实的还是编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