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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已近午夜，不过随着史迈利每讲出一个新的离经叛道的故事，他的兴致也越来越高。我心想，他就像是个快乐的圣诞老人，发礼物时也顺带着发掉了煽动性的传单。

“有时候我觉得，‘冷战’最为庸俗的一点就是我们学会了如何大口大口地自食其言，”他说话时脸上的笑意特别亲切，“我并不想让你们觉得我是在说教，况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都是这么干的。但是在‘冷战’期间，我们的敌人撒谎时是为了掩盖本国体制中的肮脏。而我们在撒谎的时候，掩盖的却是自己的美德。连我们自己都成了欺骗的对象。我们掩盖的，恰恰是那些让我们成其为正确的事物。我们尊重人的个性，热爱多元化和辩论，坚信只有在得到被统治者同意的前提下才能公正地统治国家。我们能从别人的角度去看待事物，尤其是在那些我们出于自己的目的剥削得奄奄一息的国家。在坚持所谓的意识形态正确性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同情心献祭给了伟大的冷漠之神。我们保护的是那些欺压弱者的强者，把公开撒谎这门艺术发扬到了极致。我们与正直的改革家们为敌，却和那些可恶之极的当权者交上了朋友。我们很少会停下来问问自己，用这些手段，我们还能保护我们的社会多久？这样的社会还值得去保护吗？”他又朝我瞟了一眼，“所以说如果我们向反社会主义团伙里的每一个骗子和冒牌货敞开大门，没什么好奇怪的，对不对，内德？我们就会得到那些本该属于我们的坏蛋。内德知道。你们问内德好了。”

说到这儿，史迈利大声笑了起来，这让大家也很开心。而我呢，犹豫片刻之后也跟着笑了，还向学生们保证某一天会讲给他们听。

你说不定赶上演出了，就像美国人说的那样。他们曾不知疲倦地在美国中西部奔波，献上了许多场激动人心的演出，说不定你也在台下欣赏的观众中间；他们在巡回演讲中向人们握手致意，在老鸡宴90上卖力推销，每个位置要卖一百美元，全都卖得精光。我们把这叫做“特奥多尔-拉茨”演出。特奥多尔是那位教授的名字。

我们的两位英雄谦逊地站到舞台中央的时候，观众们不知有多少次为他们起立鼓掌，或许你也曾参与其中。教授个子很高，特意为巡回演讲做了几套价格不菲的西服，穿在身上显得光彩夺目。还有那位身材矮小的拉茨，站在教授身旁就像个胖乎乎的哑仆，两只鼓起的眼睛里充溢着理想的光芒。他们开讲之前观众会起立鼓掌，结束后又起立鼓掌。“两个伟大的匈牙利裔美国人，凭着一己之力冲破了‘铁幕’。”献给他们的掌声再怎么响亮都不为过。我引用的是塔尔萨91《论坛报》上的报道。

说不定你那百分之百美国血统的女儿曾换上匈牙利农家女平时穿的漂亮服装，还特地在头发上戴着花——这样的事情也发生过。说不定你还向解放联盟捐过钱，地址是威尔明顿92的某某邮箱。说不定你是在去看牙医的时候，在候诊室的《读者文摘》上读到了关于两位英雄的文章？

说不定你和当时派驻在华盛顿的彼得·吉勒姆一样，有幸受邀出席了他们盛大的全球“首映式”，那场盛事由我们的美国表兄、华盛顿市警察局和联邦调查局共同担任舞台监督。演出的地址不啻为理性思维的宝座——风格简朴、镶着嵌板的海-亚当斯酒店，就在和白宫隔着一座广场的对面。如果是这样，你在世人眼中想必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最起码你也得是个前方记者或是政界说客，才有资格进入静悄悄的会议厅。在那儿轻描淡写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像铭刻在石碑上的戒律一样权威；在那儿还有些男人身穿鼓鼓囊囊的深蓝色上衣，神情紧张地观察你的一举一动。谁知道克里姆林宫会在什么时候发起反击？当时的人们还处在那个年代。

说不定你读过他们写的书。美国表兄把稿子偷偷塞给麦迪逊大道93上某个言听计从的出版商，在一片热热闹闹、容易操纵的好评声中将其发售，然后它竟然在纪实类畅销书榜单的后半截位置上占据了两个星期。我希望你读过，因为那本书上署的虽说是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但我也写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尽管美国表兄不肯用我原来起的书名。正式的书名是《克里姆林宫杀手》。我起的书名过一会儿再告诉你。

和往常一样，人事组的头儿这一次又搞错了。对于任何在汉堡生活过的人来说，慕尼黑根本算不上德国，而是另外一个国家。我始终没感觉到这两个城市之间有一丝哪怕并不密切的关联。但就间谍工作而言，慕尼黑和汉堡一样，堪称欧洲默默无闻的谍报之都。比起慕尼黑隐形社群的规模与表现，连柏林都只能远远地落在第二名。规模最大、手段最狠的情报组织是一个设在普拉赫94的机构，人们通常都用这个地名来称呼它。1945年刚过没多久，美国人就在普拉赫召集起了一帮令人反感的原纳粹军官，主管以前是个将军，曾在希特勒的军事情报部门工作。这些人的任务是向身在东德的其他老纳粹军官献殷勤，并通过贿赂、敲诈、诉诸同志情谊等手段，让他们为西方效力。美国人似乎从来都没想到，东德人可能也在干着同样的事，其目的恰好与此相反，而且这种事他们干得更多、更好。

于是，德国情报机构就在普拉赫坐镇，美国人和他们坐在一起。美国人先是怂恿他们，后来自己又临阵退缩，劝他们罢手。况且，不管美国人坐在哪里，大家也都得跟过来。时不时会传出一些骇人的丑闻，通常是因为这帮小丑中间的某个家伙干脆忘记了自己在替谁工作，要么是喝醉了酒哭哭啼啼地不打自招，要么是开枪打死了自己的情妇、男宠或是自己，要么就醉醺醺地从“铁幕”的那一边冒出来，宣布要效忠于他此前始终在背叛的对象。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如此不堪的情报妓院。

普拉赫之后又来了些破译密码的人，还有些搞保密工作的家伙；这帮人走了之后又来了“自由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哪儿哪儿电台”。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差不多就是同样的人，都是些流亡的阴谋家。当时他们已经感觉到自己有些时乖运蹇，只不过不敢说出来。这些流亡团体花了许多时间争论细枝末节的东西，比如君主制复辟之后，谁应该来当皇家骑兵队的队长；谁应该获得圣彼得和刺猬勋章；那帮共产主义胆小鬼从大公夏宫的客厅里滚出去之后，该由谁来接管；谁能捞到沉在看不见的水底的那罐黄金。可他们总是忘记自己说的那个湖泊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被布尔什维克“篡权者”抽干了，还在那儿建起了一座面积六亩的水力发电站，直到后来河水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