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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白白花了一个钟头往三家咖啡馆打电话，只好在九点十分的时候来到约定的电车车站，等着奥斯卡的那辆特拉贝特轿车小心翼翼地从街上朝我驶来，当时我心里就一直想着这条定律。虽然这会儿雪已经停了，街上电车轨道一侧的路面上也只有两道轮胎压出的黑乎乎的印痕，但偶尔驶过的几辆车都像从前线返回的幸存者一样胆战心惊。

有两个但泽：一个是以前的但泽，汉萨同盟123的宏伟港口；另一个是现在所说的格但斯克，也就是波兰的工业贫民区。我在那儿等待的时候，左右两旁一栋栋灯光昏暗的公寓房阴沉沉的，仿佛在令人窒息的橘黄色天空下佝偻着腰。我朝街道两边望去，竟然看不到丝毫人类爱情或者快乐的痕迹。没有咖啡馆，没有电影院，甚至没有一盏好看的街灯。就连缩在马路对面一个门洞里的两个酒鬼好像都不敢说话。在这室外监狱般乏味的场景之中，要是有人大笑一声，因为朋友情谊或是开心的缘故喊上一嗓子，仿佛都会是一种犯罪。一辆轿车从我旁边开过，但那车不是蓝色的，也不是特拉贝特。车侧面的窗户上盖着厚厚的一层雪，车子都已经开过去了，我还没看清楚里面坐了几个人。车子停住了。没停在街边，没停在人行道上，也没停在拐弯处或是应急停车道上，因为这几个地方全被一堆堆的积雪堵住了。汽车直接停在了路上那两行黑乎乎的轮胎印痕上，熄了火，然后灯也关了。

是一对情侣，我心想。要真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就是一对无视危险的情侣，因为这条路是双向通行的。又一辆车出现了，和第一辆车来时的方向一样。它也停了下来，不过停的位置还没到我所在的电车车站。又来了一对情侣吗？还是说这个司机只不过是比较明智，要跟前面停着不动的那辆车保持一定的刹车距离？反正效果都是一样的：这下子我的两旁就各有一辆车了。我站在那儿继续等，看到那两个一声不吭的酒鬼站起身离开了门洞，看起来清醒得很。然后我听到背后传来脚步声，轻得就像有人穿着卧室的拖鞋踩在雪地里，但距离很近。我知道此刻我不能做出一丁点儿突然的动作，任何动作都是不明智的。我不可能拔腿就跑，也不可能靠先下手为强来脱身，因为我脑海中开始担心一个问题：要么就什么事都没有，要么就彻底完蛋。如果真的是彻底完蛋，我也没有任何办法。

一个男人站在我左边，近得伸手就能碰到我。他穿着一件毛皮大衣，戴着皮帽子，拿在手里的那把折叠雨伞说不定是塞在尼龙套里的一根铅管。好得很，他和我一样，也在等电车。另一个男人站在我的右边。他身上有一股马的味儿。好得很嘛，他跟我还有我的那位同伴一样，也是在等电车，虽说他是骑着马到这儿来的。接着一个男人的声音用糟糕透顶的波兰英语跟我说起话来，既不是从我的左边，也不是从我的右边，而是从我的身后。我之前听到的仿佛穿着拖鞋的脚步声就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

“先生，恐怕奥斯卡今天晚上来不了了。六个月之前他就死了。”

但到这个时候，他已经给了我思考的时间。实际上，简直是整整一个时代。我不认识什么奥斯卡。奥斯卡谁？从哪儿来的？我是个荷兰人，只会说一点点英语，口音还很重，就像我在奈梅亨的叔叔婶婶们一样。我停了一会儿，留足他的话在我身上产生作用的时间；然后我转过身——转得很慢，而且显得兴趣索然。

“你把我弄糊涂了，先生，”我用从小在母亲膝下学到的那种缓慢而平板的声调说，“我叫弗朗茨·约斯特，是从荷兰来的。我就是在这儿等电车啊，不是在等人。”

这时，站在我两旁的两个人很专业地一把抓住我，在扭过我的胳膊的同时让我失去了平衡，然后拽着我摇摇晃晃地一路朝第二辆车走去。但此时我已经认出了刚才跟我讲话的那个矮胖男人，灰白的脸颊上表情阴郁，眼神像夜班职员一样呆滞。他就是我们的耶日上校，就是那位广受宣传的保卫波兰人民共和国的英雄。在他毫无顾忌地逮捕、折磨我们的间谍的那段时期，他面无表情的照片曾频频出现在几家著名波兰报纸的头版上。

根据我们各自选择的职业，有些“死亡”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是有所准备的。殡葬人会仔细考虑他自己的葬礼，富人考虑的则是一文不名的窘境。监狱里的看守会想到自己有可能身陷囹圄，浪荡子担心的却是阳痿。我听说，一位演员最大的恐惧，就是眼睁睁看着整个剧院里的人走光了，只剩下他自己徒劳地想着忘掉的台词，这情景跟提前看到自己死去又有什么区别？对公务员来说，死亡就是保护着他的特权之墙轰然倒塌的那一刻，他会发觉自己和其他人一样毫无保障，暴露在公开世界的审视之下，还得像一个不忠的丈夫那样为自己的放荡和遁词付出代价。如果让我实话实说，我在情报界的大多数同事都可以归入下面这个分类：他们最大的恐惧就是某天早晨一觉醒来，发觉自己的真名没加密码就出现在报纸上，或是听到电台和电视节目里提到了他们，把他们当成了逗乐和嘲笑的对象；最糟糕的是，受到他们自以为在服务的公众的质疑。在他们看来，上了敌方的当，甚至在全世界所有的情报部门中暴露了身份都不算什么，像这样受到公众的审视才是最大的灾难。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无异于死亡。

至于我自己，最可怕的死亡、最大的考验，自从我迈进秘密工作门槛一直在准备着的，就是我现在面临的遭遇：我那并不确定的勇气要遭到酷刑的考验；我在精神和肉体上都要被折磨到无法忍耐的最后极限，知道自己只要说一个字就能阻止死亡的发生——知道我心中正在进行精神与肉体的殊死较量，知道那些对我施加痛苦的人，其实只是我自己心中这场秘密战争的雇佣兵而已。

于是，从感到第一阵令人失去判断力的剧烈疼痛开始，我的反应就是接受现实：喂，我心想，你终于来找我了——我叫约斯特，你叫什么名字？

你要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仪式。他并没有像电影里的老套情节那样让我坐在桌前，对我说：“快说，不然你就得挨揍。这是你的供认状。签字吧。”他没叫手下把我锁进牢房里，让我熬上几天，等我自己意识到老实交代比逞强更为明智。他们就那么把我从车上拽下来，拖着我走过一栋可能是私宅的房子的大门，进到一个院子里，那地方只有我们几个人的脚印。然后他们只好拖着我走过厚厚的积雪，再让我站直，三个人开始轮流打我，一会打脸，一会打腹股沟和肚子，一会又开始打脸，不过这次用的是胳膊肘或者膝盖。接着，趁着我的腰还没直起来，他们把我踢得在滑溜溜的鹅卵石地面上滚来滚去，就像在踢一只被电得半死的猪，好像都等不及把我弄进房间再动手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