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第2/4页）

乔治说：“你认识的人还真不少啊。”

“没有，”爱丽丝说，“没有，我真的不认识他们。”

她想起简刚才说的话：“事实上，我刚刚收到她40岁生日派对的邀请函。”

爱丽丝俯下身子，吐得一塌糊涂。乔治·克鲁尼那双光洁锃亮的黑色鞋子不幸遭了殃。

伊丽莎白给霍奇斯医生的家庭作业

今天午休快结束的时候，我接到了电话。当时我只剩下五分钟的时间，就要回到工作岗位上了，这会儿本来应该在洗手间里检查牙缝之间有没有留下食物残渣。来电话的人是个女的，她说：“伊丽莎白？哦，嗨，这是简，我这里出了点问题。”好像全世界只有一个简似的（你会觉得，一般名字叫做简的人，在自报家门的时候，应该报上自己的姓氏才对）。于是我就开始琢磨，简，简，遇到问题的简，然后我意识到，她是简·特纳。爱丽丝认识的那个简。

她说，爱丽丝在健身房里上舞步课的时候跌倒了。

我当时还得去面对143个学生呢，他们一个个都坐在桌子后面，喝着冰水，嚼着薄荷糖，拿着笔，满怀期待地看着讲台。他们每个人都支付了2950美元，或者2500美元（这是早报名的优惠），就是为了看着我说话。为了让我教他们如何撰写成功的直邮传单，他们就是愿意支付这个数额的学费。我知道！外面那个污浊不堪的商业世界，对你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对不对，霍奇斯医生？我看出来了，当我向你解释我的工作时，你只是出于礼貌，所以才对我点头。我敢肯定，你从来没有想过，你邮箱里收到的那些信件和小册子，其实是由真人写的，是由我这样的人写的。我敢打赌，你肯定在信箱上贴了一张“垃圾邮件勿扰”的纸条。不用担心，我不会因为这个而记仇的。

总之，这个时间点对我来说不太方便，我不能因为妹妹在健身房里发生了意外，就急急忙忙地丢下眼前的事情，跑出去看她（我们当中，有些人是有工作的，哪有时间大白天的跑去健身房里消遣）。况且，自从发生了香蕉松饼事件之后，我还是不想理她。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谈了很久，我应该试着以更加“理性的视角”来看待她的行为，但我还是不想跟她说话。（当然，她其实不知道我不想理她，但是请允许我保留一点幼稚的满足感。）

我对简说（我承认，当时说话的口气是有点暴躁、自以为是）：“严重吗？”我总觉得，这能有什么大不了的。

简说：“她以为现在是1998年，她才29岁，我们还在ABR Bricks上班，所以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很不可思议。”

接着，她说：“噢，我估计你知道她怀孕了吧？”

我对自己当时的反应深感惭愧。霍奇斯医生，我只能跟你说，我的脾气就像是枯草热(1)患者想打一个大喷嚏一样，难以自持，势不可当。

这是一种气得发抖的感觉，怒火从我的胃里嗖的一声蹿到了头上，我说：“对不起，简，我没时间跟你说了。”于是就挂断了电话。

乔治·克鲁尼人很好，不介意自己的鞋子被弄脏。爱丽丝吓坏了，她试图从担架上下来，以便帮他把鞋子擦干净——要是手头有纸巾就好了，说不定那个陌生的帆布包里有纸巾——但是两位医护人员严肃了起来，执意让她好好躺着。

等到担架抬进救护车的后车厢后，她的胃里好受多了。周遭都是白净、厚重的塑料制品，这让她的内心十分安稳；一切都让人觉得妥帖、无菌。

感觉这次去医院的路途很安稳，就跟平常搭车一样。据爱丽丝观察，他们的救护车并没有闪着警灯、鸣着警笛一路狂奔，招摇过市。

“也就是说，我不会死了？”她问乔治。另一位医护人员正在驾驶，乔治·克鲁尼陪着爱丽丝坐在后车厢。她注意到，他生着一对毛茸茸的眉毛。尼克的眉毛也很浓。有一天深夜，爱丽丝曾试图帮他拔眉毛，结果他疼得大呼小叫，搞得她很担心隔壁的贝尔根太太会以为她家里出了什么事，进而打电话报警。

“你很快就可以回健身房了。”乔治回答道。

“我不去健身房，”爱丽丝说，“我不相信去健身房锻炼会有什么效果。”

“我和你一样。”乔治微笑着，拍了拍她的手臂。

她透过乔治身后的救护车窗口，看着外面一闪而过的广告牌、写字楼和天上的云彩。

好吧，也就是说，这都是些不着边际的傻事。眼前的一切之所以让人觉得怪怪的，纯粹是因为“脑袋被撞了”。这种感觉就好比你在节假日里一觉醒来，却想不起自己身在何处，只不过当下的体验更加漫长，更加紧张罢了。没有必要恐慌。这很有意思！她只需要集中注意力就好了。

“现在是什么时候？”她果断地问乔治。

“快到中午了。”他说着，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

好吧，现在是中午，星期五的中午。

她说：“你刚才为什么要问我早餐吃的是什么？”

“一般有人头部受伤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这种问题，目的就是为了确认你的精神状态。”

也就是说，要是她能想起今天早餐吃了什么，那么其他的事情也会逐渐明朗。

早餐，今天早上。噢，快点想起来吧。她肯定记得的。

平日里吃早餐是什么情形，她心里很清楚。烤面包机里通常会一前一后地弹出两片吐司，电热水壶里热气腾腾地烧着水。晨光斜射在厨房的地板上，照亮了油毡上那一大块棕色的污渍，这块污渍看起来仿佛瞬间就可以擦洗干净，但事实上肯定不能。墙上挂着一面铁路时钟，那是尼克的妈妈送给他们的乔迁礼物。每次抬起头来看时钟，她总是会热切地希望时间比自己想象的要早（结果总是事与愿违）。屋子里回荡着ABC早间电台清脆的播音——电台主持人带着担忧、紧张的口气，播报着世界新闻。尼克听着电台的新闻，时不时就会说些“不会吧，开什么玩笑”这样的话，爱丽丝任凭自己沐浴在声浪当中，假装还在睡觉。

她和尼克都不是习惯早起的人。他们喜欢彼此这一点，两个人都曾与热爱早起、精力充沛到不可理喻的人交往过。他们用简明扼要的语句交谈，有时候这是恶作剧，目的是为了夸大内心的不爽，有时候并非如此，但是这也没有关系，因为他们知道，等到晚上下班之后，他们就会回归真实的自我。

她试图唤醒具体某一天的早餐记忆。

那是一个清冷的早晨，厨房里还没有上完漆。外面下着滂沱大雨，室内的油漆味浓烈刺鼻。他们就着花生酱，默默地吃着烤吐司。两个人都席地而坐，因为所有的家具上都还盖着防尘布。爱丽丝依然穿着睡衣，只不过她在外面披了件开襟羊毛衫，脚上还套着尼克的及膝旧足球袜。尼克刮好了胡子，换上了正装，就差打领带了。前一天晚上，他已告诉爱丽丝，今天他得同时在“光头锃亮的傻逼”“万恶的威震天”和“大教主”面前，做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可怕的演示报告。爱丽丝本来就害怕公共演讲，一听到这个消息，她胃里一紧，深感同情。那天早晨，尼克抿了一口茶，放下马克杯，张开嘴，准备咬一口吐司，结果一失手，吐司掉到了他最喜欢的蓝色条纹衬衫上。它刚好粘在了衬衫的正面。两个人惊愕得面面相觑。尼克慢慢地揭下吐司，露出一大块方形的花生酱污渍。他开口了，语气仿若刚刚受了致命的枪伤一般。“我就剩下这么一件干净的衬衫了。”接着，他举起手里的吐司，使劲儿拍到了脑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