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和仪式（第2/7页）

“哪样？”我说。她就奇怪地扭来扭去地走，茫然的样子，下巴缩在衣领里。我不太高兴但还是笑了。她的批评只是她个人的。我吃惊而高兴地发现，她把我当朋友看。我以前从没有朋友。朋友干预我的自由，让我多少变得不诚实，但也扩展了生活并带来共鸣。这样叫喊诅咒着，冲向路边的雪堤，是不能一个人做的。

现在我们太了解对方了，无法不继续做朋友。

内奥米和我报名管理黑板，放学后留下来擦黑板，把红白蓝的刷子拿到外面，在学校的砖墙上磕掉粉尘，用粉笔摆出扇形的图案。进来的时候，我们听到教师办公室传出陌生的音乐，范里斯小姐在唱歌，我们想起来了，那是小歌剧。对了。

每年三月，学校上演小歌剧，发动了各方面的力量，暂时改变了一切。范里斯小姐负责，平时她没有什么事情干，只教三年级，她每天早晨弹的《土耳其进行曲》，伴着我们走回教室。联合教堂的风琴师博奥斯先生，每周来学校两天，教音乐。

博奥斯先生引来了人们的关注和轻视，因为他不同于普通的老师。他身材矮小，柔软的胡须，圆眼睛湿漉漉的，像吮过的饴糖。而且他是英国人，战争开始时，从陷落的雅典逃生过来的。想象博奥斯先生漂泊在北大西洋的救生船上！冬天，即使从停车处跑到学校，他都气喘吁吁，气愤不已。他总是拿一台录音机来教室播放《1812序曲》这样的东西，问我们对这段音乐有何想法和感觉。因为只习惯于实际的一般的提问，我们就看着地板，咯咯笑，身体颤动着，就像对一个猥亵问题做出反应一样。他不高兴地看着我们说：“我想你们不是没有什么想法，而是不用心去听。”他耸肩的样子，对于老师来说，过于敏感，也过于个人化了。

范里斯小姐是本地人。她原来在这所学校读书，她曾经走过这些长长的楼梯—有两处因为年深日久的踩踏已经凹陷了，那时一定是别人在弹《土耳其进行曲》（因为一开始上课就必须有音乐）。人们都知道她的名字—艾莉诺。她住在曼森街靠路边自己的小房子里，内奥米家也在那附近，她去联合教堂做礼拜。她还去滑冰，整个冬天每周傍晚一次，穿着自己做的深蓝色天鹅绒衣服，因为她不可能买得起。衣服镶着白色毛皮边，她戴着相配的白皮帽子和皮手笼，她的裙子又短又宽，有浅蓝色的塔夫绸镶边，她还穿白色的舞蹈紧身裤。这样的装束暴露了很多，而且不只一个方面。

范里斯小姐也不年轻了。她的头发染成棕红色，束成二十年代的式样；她总是涂上两团胭脂和轻率微笑的口红唇线。她绕着圈滑，让天蓝色条纹的裙子飞舞。尽管如此，她显得很干巴，僵硬而天真，她的滑冰更像是学校老师的示范动作，而不是自我的展示。

她的衣服都是自己做。她穿高领衫，朴素的长袖子，或农民的拉带和曲折型花边，或在下颌和手腕处有一团泡沫似的白色花边装饰，或大胆的亮纽扣，带有小亮片。人们确实会嘲笑她，好像她不是诸伯利土生土长的。我母亲的房客弗恩说：“可怜的人，她只是想抓住个男人。每个人都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去这样做，我认为。”

如果那是她的方式，它并不奏效。每年，在她和博奥斯先生之间，都会建立起假想的浪漫，或丑闻。通常是在准备小歌剧期间。人们会报告说，他们两个一起挤在钢琴凳上，他的脚在踏板上轻推她的脚，有人听见他叫她艾莉诺。但是当你凝视她的脸时，各种奇特的流言蜚语就都粉碎了，她瘦小的脸骨骼突出，有意识地擦了胭脂，显得很生动，嘴角闪动着细纹，眼神明亮惊讶。她追求谁都不可能是博奥斯先生。尽管这样，弗恩说，她追求的也许不是男人。

小歌剧是她的激情所系。一开始她谨慎地投入热情，在迷蒙的雪天的下午两点，当她和博奥斯先生进入教室时，我们半梦半醒，抄写着黑板上的东西，一切如此安静，可以听见屋子下面深处水管里汩汩的水声。她差不多是耳语般地低声让大家站起来唱歌，博奥斯先生给我们发了谱子。

你认出穿着大衣的快乐的约翰·皮尔吗

你认出黎明时的约翰·皮尔吗

你认出站在很远处的约翰·皮尔吗

在早上，还有他的猎犬和马？

我们的老师麦肯纳也是学校校长，他继续在黑板上写着，以此来表明他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尼罗河谷被三个周边的沙漠保护着，免于遭到侵略，它们是利比亚沙漠、努比亚沙漠和阿拉伯沙漠。他做什么都没有关系，到最后他还是会无能为力。小歌剧会一直继续，推翻他的所有规则，还有他划分得像火柴杆栅栏似的时间。现在范里斯小姐和博奥斯先生多么有策略呀，庄严地踮着脚在教室里转，低头倾听每个人的声音。这不会持久。目前整个小歌剧由他们两个控制，但是到时候他们就会放手，它会像马戏团的气球一样膨胀，我们只需要坚持下去就行。

他们轻轻地示意一些人坐下。我也要坐下，我高兴地看到，内奥米也被叫坐下了。他们让其他人再唱，招手让他们需要的人向前迈一步。

排演小歌剧是不可预知的事情。像其他一切事情一样，你可以从停战日把罂粟花环拿到纪念碑那里，到上演少年红十字会节目，还有穿过奇怪的空荡荡的大厅，把谱子拿给一个个老师，事先看出谁大多数时间被选中，谁偶尔被选中，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选中。名列前茅的是玛乔里·考茨，她父亲是律师和省立法会成员，还有格温·蒙迪，父亲是家具店的经营者和所有者。没有人反对他们的位置。的确，如果自由选举少年红十字会官员，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选出自己认为的适当人选。在城里和学校，围绕他们多年的善意，让他们成为最佳人选—自信而有外交手段，谨慎而善良忠厚。那些在工作中或去纪念碑的路上变得独断专行的人，在大厅里读老师的谱子希望找到些什么的人，是不受信任的，他们只是偶尔被选中，他们野心勃勃，又没有把握—就像阿尔玛·科迪，一个传播性新闻的专家，再比如我和内奥米。

在另一方面，像玛乔里和格温一样可靠的人，却从来没有被选中过—一个叫比乌拉·鲍维斯的胖女孩，她的屁股能盖满整个座位—男孩子把笔尖插在她的座位上—还有从来不吭声的意大利女孩，经常因为肾病缺席，以及一个虚弱的爱哭的白化病男孩，父亲是开杂货店的，他总是带着一袋袋橡皮糖、鸡骨头和蛋奶甘草甜点等生存必需品。这类人坐在教室后排，不会被要求大声朗读，不会被叫到黑板上做算术题，都会收到两份情人节礼物。（一定是玛乔里和格温不怕被玷污，给每个人都送卡片。）他们一年又一年，一个年级又一个年级，在梦幻般的不受侵犯的孤独中度过。意大利女孩将是我们中第一个死去的，那时我们还在高中；那样我们就会惊愕地记起，带着迟来的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