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第2/9页）

而且，内奥米说弗恩和张伯伦先生什么都干了，就像他们已经结了婚似的。

起初是张伯伦先生介绍弗恩来我们家住的。我们从他母亲那儿租的房子。她现在失明了，卧病在床，已经在瓦瓦那什郡医院住了两年多了。弗恩的母亲也在那里；事实上，就是在那里，他们在探视时认识了对方。那时她在蓝河邮电局工作。张伯伦先生在诸伯利无线电台工作，住在同一座大楼的小公寓里，不想费事找房子。母亲把他当作“弗恩的朋友”提到他，用一种澄清的语调，仿佛强调“朋友”这个词在这里并没有更多的含意。

“他们喜欢待在一起，”她说，“他们不在乎闲话。”

闲话意味着绯闻，意味着粗俗行为，意味着性。

我想从母亲那里试探出内奥米所说的情况。

“弗恩和张伯伦先生也该结婚了。”

“什么？你是什么意思？谁说的？”

“大家都知道。”

“我不知道。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没人对我说过这话。是内奥米说的，对吧？”

内奥米在我们家不太受欢迎，我在她家也是。我们都有携带着玷污的遗传的嫌疑—我这边是无神论；内奥米家是婚前性行为。

“这个城市坏思想到处蔓延，从来不让人安静。”

“如果弗恩·道夫提不是个好女人，”母亲富有逻辑地下结论说，“你认为我会让她住在我们家吗？”

今年是我们高中的第一年，内奥米和我几乎每天都会谈到性，腔调一致，这样就从来不致越过某个尺度。这是一种下流、轻蔑、狂热而好奇的腔调。一年前我们曾想象自己是情感的牺牲品；现在我们成了旁观者，至多是冷漠愉快的实验者。我们有一本书，是内奥米在她妈妈放了樟脑球的嫁妆箱的毯子下面发现的。

最初的接触要小心，我们大声读出，尤其是如果男性性器官比较大。凡士林是有效的润滑剂。

“我更喜欢黄油。更有味儿。”

怀孕后期可以经常用大腿间性交。

“你的意思是人们那时候也还要做？”

有时如果女方太胖，可以用后位。

“弗恩，”内奥米说，“他就是这样和弗恩做的。她相当胖。”

“哦！这本书让我恶心。”

我们读到，男性性器官勃起可以达到十四英寸长。内奥米吐出口香糖，用手撮着，越拉越长，然后提着一端在空中晃动。

“张伯伦先生，破纪录的人！”

那之后每次她来我家，如果张伯伦先生也在的话，如果我们碰巧又在嚼口香糖时，我们中的一个或我们两个，就把它拿出来，这样撮长，然后无知地晃动，直到大人注意到，直到张伯伦先生说“你们找到玩的了”。母亲会说：“停，很脏的。”（她是指口香糖。）我们观察张伯伦先生和弗恩，看有没有激情、荒唐、渴望的表情，或手放在裙子上这样的迹象。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实际上，我对他们的维护超过了我的希望。因为我和内奥米一样喜欢想象他们咕哝下流话，在叮当响的床上翻滚（在客舱里，内奥米说，每次他们去杜伯敦看湖景的时候）。在我想来，厌恶并不排除娱乐，它们事实上不可分割。

张伯伦先生，阿尔特·张伯伦，在诸伯利电台播新闻。他也播报所有严肃认真的消息。他有一副很专业的好嗓子，像黑巧克力一样受欢迎，在本地殡仪馆赞助的节目《纪念》中，伴随着星期天下午的管风琴音乐而汩汩流淌。有时他请弗恩在广播中唱圣歌—《我惊叹，当我游荡》—还有圣歌之外的忧郁的歌—《当完美的一天结束》。上诸伯利电台不是件难事；我自己就朗读过一首滑稽诗，在星期六早上的青年聚会上；内奥米弹奏过钢琴曲《圣玛利亚的钟声》。每次打开收音机，都有可能听到你认识的人的声音，或至少在点歌者名单中提到你认识的人的名字。（“我们下面播放一首歌，送给卡尔·奥蒂斯夫妇二十八周年结婚纪念，是他们的儿子乔治和儿媳埃特，还有他们的三个孙辈子女，洛林、马克和洛伊斯，以及住在波特菲尔德路的奥蒂斯夫人的妹妹比尔·唐雷太太点播的。”）我也打过电话给班尼叔叔四十岁生日点歌；母亲不想她的名字被提到。她更喜欢收听多伦多电台，有大都会歌剧，没有广告的新闻，还有知识测验，她和四个绅士比赛，从他们的声音判断，他们都留着小而尖的胡子。

张伯伦先生也要播广告，他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介绍十字药店的维克牌滴鼻剂、布伦瑞克酒店的星期天晚餐、处理死牲畜的李威克父子。“死的家畜怎样了，士兵？”弗恩会这样和他打招呼，他会轻轻拍一下她的屁股。“我会告诉他们你需要他们的服务！”“我看你比我更需要。”弗恩并无恶意地说。然后他会一下子坐到椅子上，笑着感谢母亲为他斟茶。浅蓝绿色的眼睛里没有表情，只是颜色，如此漂亮，让人想用来做衣服。他总是很疲倦的样子。

张伯伦先生有一双白皙的手，指甲剪得很整齐，灰白稀疏的头发梳理得很精致，他的身材与衣着很相配，似乎是用同样的材料制成的，所以他应该一直以来都是以衬衫、领带和西服来示人。在男人之中，他对我来说显得很奇怪。即使是班尼叔叔，身材瘦削，胸部狭窄，气管受损，他行动的样子或方式中，都预示着暴力倾向或可能性，会带来混乱的东西；父亲也有这种倾向，虽然他的方式很温和。但是，在烟灰缸上轻敲着烟卷的张伯伦先生，却是参加过战争的，在坦克部队服过役。如果他来看我们—实际上是看弗恩，虽然他不会很快表现出来—父亲也在家的话，父亲会问他打仗的事情。不过很清楚，他们对战争的看法不同。父亲认为战争是全面的计划，细分成有目的的战役，不管成不成功。张伯伦先生把战争看成是一堆故事，没有特别的方向。他讲故事只是为了好笑。

比如他告诉我们，他第一次参加行动时，情况有多么混乱。一些坦克撞进了一片树林，掉了头，朝德军会来的反方向驶去了。所以它们最初的枪是朝自己的一辆坦克放的。

“把它打爆了！”他快乐地说，没有一丝遗憾。

“坦克里面有士兵吗？”

他看着我，显出嘲笑的吃惊表情，我说什么时，他总是这样看着我；你一定认为我在他面前是倒立的。“喔，如果有也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