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第4/9页）

那之后，我构想了几个犹豫的残缺的白日梦片段。我想象张伯伦先生看见我穿着母亲的黑花晨衣，露出肩膀，就像我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一样。然后，我打算让衣服滑落，让他看见我的裸体。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其他一般与我们一同待在房子里的人都得打发掉。打发母亲去卖百科全书；把弟弟赶到农场上去。而且还必须是在暑假，我不用上学。弗恩在邮电局上班，还没有回来。在狂热静止的一天，我会在午后的闷热里走下楼梯，只穿着晨衣。我到水槽那儿喝水，没有看见张伯伦先生就静静地坐在屋子里，然后—什么？一条奇怪的狗，只为这个场合被引进到我们的房子，它会扑向我，拉下我的晨衣。我会转身，恰巧刮到椅子上的钉子，使衣服整个滑落到脚上。关键是要显得像一个意外；我不能刻意，当然他也不必。我的梦在暴露的时刻停止了。事实上，它往往没有进展到那么远，而是徘徊在初步的细节上，让它们凝固下来。被看到裸体的片刻无法凝固，它是一道突如其来的光。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张伯伦先生的反应，我从来没有清晰地想象过他。他的在场很重要，但总是模糊不清；在我白日梦的角落，他没有特征，但很强大，然后像蓝色日光灯般嘶嘶作响着消失。

我们下楼梯从他的门旁经过时，被内奥米的爸爸看到了。

“你们两个年轻女士进来待会儿，随便坐。”

现在是春天，多风的昏黄傍晚。他在自己房间的圆铁炉子上烧垃圾，炎热而发臭。他洗了袜子和内衣，挂在墙边的绳子上。内奥米和她妈妈对待他很随便。妈妈不在时，比如现在，内奥米就会开一罐意大利面，倒在盘子里给他做晚餐。我会说：“难道你不加热吗？”她说：“干吗要费事呢？反正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在他的房间地板上，有一堆堆的印刷小册子，我猜想和他的宗教有关。有时内奥米要把它们带到邮电局。她接受了妈妈的暗示，很蔑视他的信仰。“除了预言还是预言，”她说，“他们已经预言了世界末日三次了。”

我们坐在床边上，床上没有床单，只是粗糙肮脏的毛毯，他坐在对面的摇椅上。他已经很老了。内奥米的妈妈嫁给他之前做过他的护士。他的话语间通常有很长的停顿，在那期间他也不会忽略你，而是用淡淡的眼睛盯着你的额头，好像他期待从那里找到他剩下的思想。

“《圣经》说，”他亲切而没有必要地讲着，以一种明知存在异议却故意视而不见的态度。他打开一本大开本的《圣经》，已经标出了地方，开始用尖厉衰老的声音读起来，间杂着奇怪的停顿和困难的断句。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

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

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

新郎迟延的时候，她们都打盹睡着了。

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

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

愚拙的对聪明的人说，请分点油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结果当然是—现在我记得以前听过这些—聪明的童女不会分油给她们，担心自己不够，愚蠢的童女不得不自己出去买油，结果错过了新郎，被关在外面。我总是想，这个我不大喜欢的寓言，和谨慎精明、有备无患之类的有关。但是我可以看出，内奥米的爸爸相信它是关于性的。我斜眼看内奥米，想捕捉到她嘴角略微吸进的动作，意识到这个话题时她总是会做出这种滑稽的表情，但是她看起来固执而悲惨，被我秘密享受的东西弄得十分厌倦—诗一般的流畅词汇，古典风格的表达。对聪明的人说；迟延；新郎来了。这些让她不舒服，她甚至不喜欢“童女”这个词。

他没有牙的嘴闭着。像婴儿一样狡猾而恰当。

“现在就到这吧。到时候想一想。这是给年轻女孩的教训。”

“老笨蛋。”内奥米在楼梯上说。

“我为他—感到难过。”

她戳了一下我的腰。

“快点儿，我们出去。他会找到别的东西。读《圣经》读到眼睛掉出来。活该。”

我们跑到外面，来到曼森街。这些长长的轻松的傍晚，我们逛遍了城里的每个角落。我们徘徊着经过莱森戏院、蓝猫头鹰咖啡馆、台球房。我们坐在纪念碑旁边的长椅子上，如果有车对着我们按喇叭，我们就会挥挥手。我们稚嫩的青涩，我们裸露大腿的愚蠢，让他们沮丧，他们就继续行驶，在车窗里嘲笑我们。我们走进市政厅的女厕所—潮湿的门，湿漉漉的水泥墙，含氨的难闻的气味—还有门上没头脑的坏女孩写下的她们的名字，我们写下了班上两个霸道女王的名字—玛乔里·考茨和格温·蒙迪。我们用口红写，在下面画上小小的猥亵的形象。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憎恨那些女孩吗，我们对她们从来都是巴结奉承、笑脸相迎的吗？不是。是。我们恨她们的免疫力，缺乏好奇心的好教养，任何让她们宽厚快乐地飘浮在诸伯利生活表面的东西，这些东西也会让她们飘向妇女社团，和远方更繁荣地区的医生或律师订婚，结婚。我们恨她们只是因为永远想象不到她们会进市政厅的女厕所。

做完这些我们就跑掉了，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犯了罪。

我们彼此壮着胆。在路灯下安静地走着，像面巾纸裁出的花一样苍白，走过没有灯光的窗子，希望世界在看我们，我们很大胆。

“假装你有脑残。大胆些。”

一下子我就脱了臼，耷拉着脑袋，翻着眼睛，开始说些无法理解的话，断断续续地唠叨。

“扮傻子。遇到谁都不要紧，别停下。大胆些。”

我们遇到了老库伯先生，瘦长，威严，穿得很漂亮。他停下来，敲着拐杖，表示反对。

“这是什么表演？”

“痉挛，先生，”内奥米忧伤地说，“她总是这样。”

拿穷人、无助的人和生病的人取乐。糟糕的品位，无情，快乐。

我们去了废弃的公园，那是一片三角地带，高大的西洋杉让它显得过于阴暗，不适合孩子玩耍，也不吸引散步的人们。诸伯利的人为什么还要来看更多的草、土地和树木，而城四周到处都是同样的东西？他们会到闹市区去，去看商店，在双层人行道上见面，感受活跃的希望。内奥米和我独自爬上大西洋杉，树皮刮破了我们的膝盖，像小时候一样我们毫无必要地尖叫着，看见树枝分开，露出倾斜的土地。我们握紧手吊在树枝上，用脚踝倒挂在树上；我们假装是狒狒，颠三倒四，叽里呱啦地说话。我们感觉整个城市在我们下面，张着大口，准备大吃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