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2/3页）

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波希米亚姑娘从柜子里取出一副已玩得很旧的纸牌、一块磁石、一条枯干的四脚蛇和其他几样法器，吩咐我手拿一枚钱币画个十字，接着，她便开始作法行术。她口里念念有词且不细表，仅从她的架势动作来看，显然绝非一个半吊子女巫。

可惜法事未行多久，就受到了打扰，突然，房门猛地一下打开，一个身裹棕色斗篷，只露出两只眼睛的男子走了进来，很不客气地对那姑娘大声呵责。我没有听懂他在说什么，但他的音调表明他很恼火。吉卜赛姑娘见了他，既不惊讶，也不生气，只迎了上去，用她刚才在我面前讲过的神秘土话，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堆。我只听出她重复了好几次“外国佬”这个词，知道那是波希米亚人对一切异族人的称呼。我猜想大概是在谈论我，看样子，来者不善，我会碰上麻烦，于是，我抄起一张凳子的腿，准备找准时机朝那男人头上扔去。他把波希米亚姑娘粗暴地推开，向我走近，接着又后退一步，嚷嚷道：“哦！先生，原来是您！”

我仔细端详，认出了这男子就是唐·何塞，我那位朋友。这时，我真有些后悔上次没让大兵把他抓去吊死。

“啊！老兄，原来是您！”我笑着对他说，尽可能笑得自然点，“小姐正在给我算命，正好被你打断了。”

“她的老毛病，非得要她改一改。”他咬牙切齿，目露凶光，直瞪着那姑娘。

波希米亚姑娘继续用土语跟他说话，而且越来越激动，两眼充血，凶光毕露，脸色陡变，还不停地跺脚，看样子似乎是在逼唐·何塞干一件事情，而他却犹豫不决、裹足不前。究竟是什么事情，我也心知肚明，因为她一再用她的纤纤小手在脖子上抹来抹去。我断定这手势是指要割断一个人的脖子，而这个人就是我。

对这姑娘滔滔不绝的一大堆话，唐·何塞只斩钉截铁回答两三个字。姑娘非常轻蔑地盯了他一眼，然后就走到房间一个角落里盘腿而坐，拣了一个橘子，剥了皮，吃了起来。

唐·何塞抓着我的胳臂，打开门，把我带到街上。我们两人谁也不吭声，走出二百来米，他用手一指，对我说：

“您一直往前走，就到大桥了。”

说完，他转过身去，很快走了。我回到客店，颇感尴尬，闷闷不乐。更糟的是，脱衣时发现怀表已不翼而飞。

出于种种考虑，我第二天没有去索回我的表，也没有要求本地当局去替我找回。我在多明我修道院结束了对那份手稿的研究，便动身去塞维利亚。在安达卢西亚漫游了好几个月之后，我就准备返回马德里了，而哥尔多正在必经的路上。这次我并不想在那里久留，因为这座美丽的城市与瓜达基维尔河岸的出水芙蓉，都已经使我心存反感。但是，我有几个朋友要拜访,有几件别人委托的事要办，我不得不在这个伊斯兰教的历代古都至少再逗留三四天。

我又到多明我修道院去了，有位对我研究芒达古战场一直很关心的神父，立刻张开双臂迎了上来，大声说道：

“感谢上帝！欢迎欢迎，老朋友，我们都以为您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告诉您吧，为了超度您的亡灵，我已经念了好些天的祷词。您能平安归来，我白念了一场也不后悔。这么说来，您没有被人谋害啰，因为您遭人抢劫的事，我们是知道的。”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我有点惊讶，问道。

“可不是吗，您知道，您有一只报时表，从前您在敞院图书馆工作期间，每当我们告诉您该去听唱圣诗，您便按机关报时，好啦，那只表要物归原主了，待一会儿就还给您。”

“这就是说，”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急不可待地发问，“我丢了的那只表是……”

“抢表的那个坏蛋已经被关进牢里了，谁都知道，他这种恶人，哪怕只为了抢—枚小钱，也会朝一个基督徒开枪的。我们都担心他把您杀了。回头我就陪您到市长那里去，把您那块漂亮的表领回来。这样，您回去后就别说西班牙的司法当局效率不高！”

“实不相瞒，”我对他说，“我宁愿丢了那块表，也不愿意出庭指证一个穷光蛋，让他被吊死，尤其是因为……因为……”

“噢，您大可放心，那家伙罪有应得，只吊死他一次，他不亏。说吊死不够准确，抢您手表的那人是个贵族，所以后天他是受绞刑[4]，当然，绝不赦免。您瞧，多抢一次少抢一次，根本就不影响他的判决。如果他只抢劫，那还得多感谢上帝！但是他呀，血债累累，一桩比一桩残酷。”

“他叫什么名字？”

“本地人叫他何塞·纳瓦罗。但他还有另一个巴斯克语[5]的名字，发音别扭，你我休想念得出来。真的，此人倒值得一看，既然您喜欢探胜猎奇，饱览本地风光，那就该乘此机会去见识见识在西班牙是怎么打发坏蛋离开人世的。他目前被关在小教堂[6]，马丁内斯神父可以领您去。”

这位多明我会的修士一再要我去看看“挺有意思的绞刑”是如何按部就班进行的。他的盛情难却，我便随人去看那个死囚，但请他原谅我去探监要带一盒雪茄。

我被领到唐·何塞的跟前时，他正在吃饭。他冷冷地向我点了点头，很有礼貌地谢谢我送他的雪茄，挑出了几支后，把其余的还给我，说这么多他抽不完。

我问他是不是花点钱，或者靠我跟有关人士的交情，能替他减减刑。他先是耸耸肩膀，苦笑了一下，然后又转了念头，托我找人为他做一台弥撒，超度他的灵魂。

“您能否……”他又怯生生地追加一个要求，“您能否为一个得罪过您的人，另外再做一台？”

“当然可以啦，朋友，可是，我实在想不出本地有谁得罪过我。”

他握起我的手，神情严肃地握着，沉默一小会儿，又说道：

“您能再替我办一件事吗？……您回国的途中，也许会经过纳瓦拉[7]。至少会经过维多利亚，这两地相距不远。”

“是的，”我对他说，“我肯定得经过维多利亚。绕道去一趟班布罗那[8]，也不是办不到的事，为了您，我乐意绕这个弯。”

“好极啦！如果您去班布罗那，一定可以看到不少您感兴趣的东西……那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我把这枚徽章交给您，”说着，他用手指着挂在他脖子的一枚银质徽章，“请您用纸包好……”他又停了一下，努力调控自己激动的情绪，“请把它交给一个老妈妈，她的地址我待一会儿给您，您只告诉她，我死了，别说是怎么死的。”

我答应他一切照办。第二天，我又去探监，和他度过了大半天，下面这个悲惨的经历就是他亲口告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