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发明内战（第6/6页）

苏拉为了自身目的而声称拥有紧急权力，这让他在罗马和罗马的继承者眼中，成了军事领袖的勇敢化身，后来的军事领袖从尤利乌斯·恺撒到18个世纪之后的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均属于这一形象。苏拉正是那个向人类提出了内战这一战争形式，以及让罗马人能够定义内战特征的人。正如阿庇安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当马略和苏尔皮基乌斯在罗马广场遇到苏拉时，“在罗马政敌之间发生了斗争，不是打着公民纠纷的幌子，而是伴随着号角，赤裸裸地发动了一场军事意义上的战争，这在罗马是第一次……这种情况下，内乱的过程是：从对抗和争执升级到谋杀，然后从谋杀再到全面战争；这是一支由罗马公民组成的军队，也是第一支将自己的祖国当作敌对势力而进行攻击的军队”。[50]那一刻，标志着实质意义上的内战的到来，而不再只是一个观念。

为何苏拉的行动有如此重大的影响，阿庇安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塑造了后人对内战的理解。阿庇安运用典型的希腊式分析来展开他的叙述，根据法律、债务、土地分配以及选举权等，罗马共和国的公民被划分为平民和贵族。阿庇安解释道，尽管如此恶语相向，但双方从未打起来，比如，与公元前491年叛变将军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跟罗马的敌人结盟并攻打罗马这一事件相比，他们最激烈的冲突也不值一提。

对于阿庇安以及大多数其他罗马评论家来说，区分内战与其他内部动乱的标准是，是否使用武器以及是否适用战争规则。当以苏拉和马略为首的“各党派用军事力量来对抗彼此，并将祖国的领土视为争夺的战利品”，内战才是真正的开始了。[51]号角和军事准则是内战明显的标志，而采用的手段是常规战争，最终目的是为了在政治上控制共和国。总之，这些都是内战与混乱、纠纷，或煽动叛乱相区分的特殊标志。

罗马人引入的两种内战元素，与后来的概念有相似之处。第一个观念是，战争发生在单个政治体的边界内。就罗马的情况而言，罗马政治体本身一直在扩张，从罗马城到意大利半岛，然后向外延伸到地中海地区，罗马公民包含了越来越多的民族。在之后的几个世纪，内战重复上演，而它所定义的政治体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在我们这一代，我们将会看到“全球内战”（global civil war）的概念。罗马人还提出，在一场内战中，至少应该有两个竞争党派，其中一个党派在这个政治体中拥有合法地位。在关于内战的语言中，以及罗马历史学家们的数本关于内战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些因素。他们的著述无论是用拉丁语还是希腊语写作，都是在试图解释和理解罗马共和国的系列灾难。

内战，无论是作为共和国不能摆脱的一个诅咒，还是作为用恢复君主制来治愈共和国弊病的良药，它都可以用来定义罗马文明的历史。在拉丁西方世界的罗马继承人，可以在罗马文献资料库中，找到关于内战的事例和被描绘出的内战景象，而通过这些，他们可以意识到自身的内部问题。罗马为世界留下的遗产不仅仅包括圆柱和神殿、罗马竞技场和水道、法律和拉丁语，其中最持久、最令人不安的是内战本身。的确，在过去1 500多年的时间里，内战总是被人戴着“罗马式有色眼镜”来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