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中国国防论之始祖

第一段

缘起

往者在东，得读《大战学理》及《战略论》诸书之重译本，尝掇拾其意义附注于《孙子》之后，少不好学，未能识字之古义，疑义滋多焉。庚戌之秋，余将从柏林归，欲遍谒当世之兵学家，最后乃得见将官伯卢麦，普法战时之普军大本营作战课长也。其著书《战略论》，日本重译者二次，在东时已熟闻之矣，及余之在德与其侄相友善，因得备闻其历史；年七十余矣，犹好学不倦，每岁必出其所得，以饷国人。余因其侄之绍介，得见之于柏林南方森林中之别墅。入其室，绿荫满窗，群书纵横案壁间，时时露其璀璨之金光，而此皤皤老翁，据案作书，墨迹犹未干也。余乃述其愿见之诚，与求见之旨。将军曰：“余老矣，尚不能不为后进者有所尽力，行将萃其力于《战略论》一书，今年秋当能改正出版也。”乃以各种材料见示，并述五十年战略战术变迁之大纲，许余以照片一，《战略论》新版者一，及其翻译权。方余之辞而出也，将军以手抚余肩曰：“好为之矣，愿子之诚有所贯彻也，抑吾闻之，拿破仑有言，百年后，东方将有兵略家出，以继承其古昔教训之原则，为欧人之大敌也。子好为之矣！”所谓古昔之教训云者，则《孙子》是也。（是书现有德文译本，余所见也）顷者重读《战略论》，欲举而译之，顾念我祖若宗，以武德著于东西，犹复留其伟迹，教我后人，以余所见菲烈德、拿破仑、毛奇之遗著，殆未有过于此者也。子孙不肖，勿克继承其业，以有今日而求诸外，吾欲取他国之学说输之中国，吾盍若举我先民固有之说，而光大之。使知之所谓精义原则者，亦即吾之所固有，无所用其疑骇，更无所用其赧愧。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放诸四海而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嗟夫！数战以还，军人之自馁极矣，尚念我先民，其自觉也。

计篇

总说 此篇总分五段，第一段述战争之定义，第二段述建军之原则，第三段述开战前之准备，第四段述战略战术之要纲，第五段结论胜负之故。全篇主意，在“未战”二字，言战争者，危险之事，必于未战以前，审慎周详，不可徒恃一二术策，好言兵事也。摩尔根曰：“事之成败，在未着手以前，实此义也。”

兵者，国之大事；

毛奇将军自著《普法战史》开章曰：“往古之时，君主则有依其个人之欲望，出少数军队，侵一城，略一地，而遂结和平之局者，此非足与论今日之战争也；今日之战争，国家之事，国民全体皆从事之，无一人一族，可以幸免者。”

克劳塞维茨著《大战学理》第一章，战争之定义曰：“战争者，国家于政略上欲屈敌之志以从我，不得已而所用之威力手段也。”

伯卢麦《战略论》第二章曰：“国民以欲遂行其国家之目的故，所用之威力行为，名曰战争。”

案：既曰“事”，则此句之兵，即可作战争解，顾不曰战而曰兵者，盖兼用兵（即战时运用军队）、制兵（即平时建置军队）二事而言之也。兵之下即直接以国字，则为《孙子》全书精神之所在，而毛奇之力辟个人欲望之说，伯卢麦之一则曰国民，再则曰国家之目的，皆若为其注解矣，岂不异哉。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案：死生者个人之事，存亡者国家之事，所以表明个人与国家之关系，而即以解释上文之大字。察者，审慎之谓，所以呼起下文种种条件。

第二段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此段专言内治，即平时建军之原则也。道者，国家之政治。法者，国军之制度，天地人三者，其材料也。中国古义以天为极尊，而冠以道者，重人治也（即可见孙子之所谓天者，决非如寻常谈兵者之神秘说）。法者，军制之根本，后于将者，有治人无治法也。五者为国家（未战之前）平时之事业。经者本也，以此为本，故必探索其情状。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

毛奇将军《普法战史》第一节，论普法战争之原因，曰：“今日之战争非一君主欲望之所能为也，国民之意志实左右之。顾内治之不修，党争之剧烈，实足以启破坏之端，而陷国家于危亡之域。大凡君主之位置虽高，然欲决心宣战，则其难甚于国民会议，盖一人则独居深念，心气常平，其决断未敢轻率。而群众会议，则不负责任，易于慷慨激昂。所贵乎政府者，非以其能战也，尤贵有至强之力，抑国民之虚矫心，而使之不战。故普法之役，普之军队仅以维持大陆之和平为目的，而懦弱之政府（指法）适足以卷邻国（自指普）于危亡漩涡之内。”

此节毛奇所言，盖指法国内状而言也，拿破仑第三[1]，于俄土奥意之役，虽得胜利，仅足以维持其一时之信用，而美洲外交之失败，国内政治之不修，法国帝政日趋于危险，拿破仑第三欲自固其位，不得不借攻普之说，以博国民之欢心，遂至开战，故毛奇曰“懦弱之政府”云云。

《普奥战史》第一章摘要，自拿破仑之亡，普人日以统一德国为事，所持以号召者则民族主义也。顾奥亦日耳曼族也，故普奥之役，时人谓为兄弟战争，大不理于众口，而议会中方且与俾斯麦变为政敌，举前年度之陆军预算而否决之。1866年春夏之交，普人于战略政略之间乃生大困难，盖以军事之布置言，则普国着手愈早则利愈大，而以致治之关系言，则普若先奥而动员，微特为全欧所攻击，且将为内部国民所不欲。（西部动员时，有以威力强迫始成行者）普王于是迁延迟疑，而毛奇、俾斯麦用种种方法仅告成功，苦心极矣。数其成功之原因，则一为政府之坚忍有力，二为平时军事整顿之完备，三为军事行动之敏捷，卒能举不欲战之国民而使之能战。

案：本节文义甚明，所当注意者为一“民”字，及一“令”字，民者根上文国家而言，乃全体之国民非一部之兵卒也。令者有强制之意，政府之本领价值，全在乎此。

案：正式之文义，例子亦不胜枚举，兹特举普法战役之例，以见国民虽有欲战之志，而政府懦弱不足以用之，卒至太阿[2]倒持，以成覆败之役。特举普奥战役之例，以见民虽不欲战，而政府有道，犹足以令之，以挽危局为安全，可见可与之死，可与之生两句，绝非寻常之叠句文字。与民死，固难（普奥之役之普国）。与民生亦不易也（普法时之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