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天长梦

已是秋末冬初，但桂平西山还是一片浓绿。山里润湿的岩石上，到处都有风雅之士刻的文字。连理文在一块刻着“碧云天”字样的岩石前停下脚步。这三个大字旁边，还刻着一行较小的字：“道光壬寅秋日景山李少莲书”。壬寅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年前，就那年呀！”理文自言自语。

那一年正值鸦片战争，英军打到长江，阴历七月二十四，在英舰威里士厘号上，清国被迫缔结屈辱的《南京条约》。签约前两个半月，和理文父亲十分要好的江南提督陈化成在吴淞战死。同一个秋天，一个风流雅士却在广西山中悠闲自在地大书什么“碧云天”！理文轻轻摇摇头，又慢慢迈开了脚步。他从广州溯珠江而上，刚刚抵达桂平。珠江水系在这一带称作浔江。来迎接他的人让他坐上肩舆，把他领到龙华寺。放下行李，理文便让寺里的小和尚带自己去洗石庵。龙华寺与洗石庵上下相邻，步行不过十分钟。整洁而雅致的洗石庵是尼姑庵，单独建在山脚下。洗石庵里，西玲早就在等着理文了。

带路的小和尚告诉理文，现在的桂平县位于黔江和郁江合流的浔江边。但宋代前，县城就在这西山里。洗石庵是唐末建造的尼庵。“从这儿往左一拐，就是洗石庵的大门。”小和尚指着山道岔口。

遮住左边视线的岩壁，在这里突然断开，因此往左一拐，眼前便是另外一派风光。理文不禁“啊”地感叹起来。

西玲站在洗石庵门前，戴着头巾，身穿僧衣，虽相隔很远，但理文一眼就认出是她。“上次见面还是在那一年。”理文心想。七年前，西玲曾寄身上海的书店“斯文堂”，并在那儿生下一个蓝眼睛的女儿。当时理文在上海，他去过那家书店。恰逢英军攻陷宁波——理文想起了“碧云天”三个字。门上悬着块匾额，写着“洗石庵”。两边柱上挂着长长的对联，字是雕刻的，涂着金粉：

楼阁耸奇观天外云峰撑台石

山门凝爽气池中烟水隔红尘

西玲把右手高举到头边，唇边挂着亲切的微笑。

“看来很精神，太好了。”理文顿感轻松，但哥哥说过西玲太精神就会出麻烦。

“你来得正好。”西玲首先打招呼。

“您看起来精神不错。”理文在庵门前的石阶下仰视着西玲。

“理文成大人啦！在日本见到哲文了吗？”

“见到了。他在日本很好。我准备暂住在龙华寺。一切就有劳您了。”

“你父亲已跟我联系了。”西玲转过身，迈开步子。

理文跟在她后面走进庵内。同样是寺院，比起肃穆庄严的龙华寺，尼姑庵更精巧整洁一些，气氛也轻松多了。理文进了一间可眺望远景的房间，跟西玲面对面坐下。越过西玲斜斜的肩，可以看到西山葱郁的树，那浓绿的荫影好似一直映照到西玲身上。理文有点局促。

“跟我说说拜上帝会吧，越详细越好。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这个。”

“急什么。你先说说日本，那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西玲泛蓝的眼睛炯炯有神。她一向好奇心强烈，不仅想知道新奇的事物，还要亲自投身进去。她已快四十岁了，性格却没变。

“洪秀全这个人，感觉很敏锐，甚至到了可怕的地步。”

聊了很多日本的情况后，西玲才说拜上帝会的事。她从创始人洪秀全说起。这一带大多把“拜”字略去，简称“上帝会”。

洪秀全不是广西当地人，而是广东花县人，出生于离花县县城不远的福源水，后来全家迁居到县城外，被称为“客家”。“客”即非土著。因战乱或其他原因离开故乡、迁居当地的外乡人，被称为“客”。他们不是宾客，而是不速之客。对插户进来的人，土著都怀有警惕心，并加以歧视。拿耕地来说，土著人不要的荒地才会给客家人，较好的工作都是世居在此的本地人做的，客家人只能做条件差的工作。不过，不论什么，能找到工作就是幸运的，客家人不能不做。

因为境遇不利，客家人都非常勤奋。当时中国妇女一般都要缠足，从小用布紧紧裹着脚，妨碍脚的发育，成人后走起路来就摇摇晃晃的。但客家人很少有缠足的。妇女也必须要劳动，缠足会夺去身体的活动能力，他们当然不会做这种浪费劳动力的傻事。

客家人自尊心很强。他们的祖先究竟因何迁移，已经是几百上千年前的事了，谁也说不清楚。客家人主要从北往南迁。大概是那些抵抗分子在改朝换代或战乱时，因拒绝投降而逃亡出来的吧。他们的祖先大多是不屈服的硬骨头。明亡清兴时，据说抵抗最顽强的就是客家人。他们不屈、勤奋，却遭到歧视和防备。

当然，混血儿西玲对客家人没有丝毫偏见。“我在广州见过些了解洪先生儿时情况的人，听他们谈了许多。据说他儿时爱生气，做任何游戏都要当孩子王。”听语气便知西玲对洪秀全怀有好感。

“据说他科考多次落榜。这是真的吗？”理文问，这是在长崎听哥哥说的。

洪家虽是自耕农，却只有几亩薄地，生活很困苦。洪秀全小时放过牛，七岁那年，他总算上了村塾，读四书五经。他学习好，看来会有大出息，可家里越来越穷，连村塾的学费也拿不出。幸好他成绩突出，村塾免了学费，加上亲戚帮助，他上到十六岁，得以参加广州府试。可惜落榜了。

洪秀全出生于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十日（1814年1月1日），按阴历算，他出生二十来天就两岁了，十六岁那年，应是一八二八年，其实周岁不过十四。他从十八岁起开始当村塾教师，独立生活。道光十六年(1836年)，二十四岁的洪秀全再次参加府试，然而再次落榜。

虽然没有考中，但他在广州经历了两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第一，他旁听了广州大儒朱次琦在六榕寺的公开课。朱次琦是广东南海人，隐居南海九江乡，人称九江先生，中过进士，在山西当过知县。洪秀全第二次去广州时，朱次琦刚满三十，还是个朝气蓬勃的青年学者。他注重实践躬行，在青年学生中颇有声望。洪秀全听了朱次琦讲“三世之说”，受到极大的震动。“三世”源于《春秋》，《春秋》把自己和父亲之世定为“所见世”，祖父之世为“所闻世”，曾、高祖之世为“所传闻世”。但清代公羊学派则解释为“衰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尚古主义儒家认为，古代最好，之后世道日渐变坏。因此他们主张尽可能将变坏的世道带回到美好的古代。但朱次琦认为，时代是由衰乱进入升平，再到达太平的。过去时代是坏的，以后会逐渐变好。他所要研究的，便是怎样才能按历史的必然进入日益变好的时代。洪秀全在村塾学的是陈旧发霉的尚古主义，因而为朱先生的社会进化论学说而震惊。据说洪秀全后来非常感慨：“我感到就好像以前贴在眼上的鳞片突然被揭去了。”他意识到自己的思想是多么的闭塞。“我禁闭在黑暗的屋子里，认为这就是世界。打开门，明亮广阔的世界就展现在我面前，但以前我并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