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崎夜谈

一轮圆月映在水中，水波又把月影揉碎。微波荡漾，光和水仿佛在嬉闹。

“就在这儿分手吧。请上船。”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说道。

“实在太感谢了！”连理文说得很慢，他的日语还不熟练。

跟他并肩站着的小伙子提着灯笼，灯光照在岸边的一艘小船上。“照顾不周，还请包涵。”小伙子微微低头行了个礼。

“正助，你这么年轻，就有这样的成就，真了不起！”

“连先生，你的日语进步多了，说起客套话来也进步多了。”

“哈哈哈……是吗？”

“毕竟你来日本还不到一年呢。”

“那咱们就再见了。”连理文说完上了船。

远处的海面上，依稀可见唐船[1]的黑影。船夫静静地摇着桨，小船在不知不觉中离了岸。站在岸上送行的小伙子把灯笼举过头顶，灯光清晰地映照出他长长的脸，上头还残留着少年的影子。他叫大久保正助，虚岁刚刚二十。

唐船一靠近，小船上的连理文就摘下包裹着的头巾，辫子松弛地垂落在他背上。唐船似乎早就知道他要到来，从甲板上垂下一条绳梯。就这样，连理文在萨摩的坊津海面坐上了开往长崎的唐船。

这是一八四九年的事。日本的年号是嘉永二年。这一年，从清国开往长崎的贸易船有八艘，其中第七号船在天草失事了。连理文在萨摩海面搭乘的是第四号船。在德川幕府闭关锁国的时代，从清国开往日本的交易船必须持有证明，即所谓的“信牌”。第四号船的信牌上写着“李亦圣”，船主是钮心园，但实际上船主是厦门金顺总号的老板连维材。七年前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国被迫接受了《南京条约》，五口通商，而在那之前，就像当时的日本只把长崎作为对外窗口一样，清国只有广州是贸易港。之后，金顺记主要在香港和上海拓展业务，总店形同虚设。连维材的四儿子理文原来在上海，去年他主动要求去琉球。

“哦？想去一年看看？也好。”连维材答应得爽快。

其实，理文想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忘掉一切。他结婚才一年多，妻子突然病逝了，他的内心创伤极深。琉球的工作很艰巨，而这正是理文所渴求的。

萨摩的岛津藩早就把琉球置于自己统治之下，并通过琉球和清国交易。所谓的“交易”，即琉球作为清国的附属，接受清国的册封，并向清国朝贡。当然，这是得到幕府承认的。原则上，和清国及荷兰的交易只能在长崎进行，而且必须通过幕府的垄断机构——长崎会所。但在日本各藩中，只岛津搞对外贸易，拥有从清国进口的“唐物”。文化七年(1810年)，岛津迫使幕府准许其在长崎出售唐物。起初，在货物品种上有限制，但岛津硬是扩大了品种。岛津之所以如此具有威慑力，是因为手中有一张王牌——“这是为了帮助琉球，如果不这么做，琉球就会脱离日本。”对此，幕府不得不让步。

总之，岛津充分利用参加长崎会所的特权，不，应当说，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一特权，起初只是买卖琉球的朝贡贸易品，后来也偷偷从事其他对外贸易。倘若其他藩私藏唐物被发现，幕府立刻就会怀疑其走私，这有可能导致其倾家荡产。但岛津藩只要一说“这是琉球的朝贡贸易品”就万事大吉了。可以说，这是岛津藩最完美的护身符，由此，既保证了贸易品来源之合法，又可以拿到合法市场——长崎会所上出售。

当然，走私贸易不会有正式记载，但琉球搞朝贡以外的贸易，圈里人心知肚明。唐船在琉球停靠，出售唐物，购买被称为“俵物”的海产品。不过和长崎不同的是，在琉球交易不需要那个麻烦的信牌。后来，唐船扩大范围，甚至出现在了萨摩的海面上。由于和岛津贸易有利可图，很多持正式信牌的唐船在开往长崎前，都会先在萨摩海面或近海各岛处理一部分货物。有的唐船进入长崎时几乎是一艘空船。

岛津藩的走私对象主要就是金顺记。连理文去琉球也是为这事儿。另外，他还担负同萨摩谈判的重任。岛津藩琉球馆的大久保利世，就是对方的负责人之一。理文和他的儿子正助成了好朋友。

按惯例，四号船会在坊津卸下和岛津交易的货物，然后开往长崎。连理文有事要去长崎，于是决定乘坐这艘船。为他送行的青年正助后来成了大名鼎鼎的大久保利通[2]，而当时，正助在岛津藩记录所担任见习文书。

四号船甲板上锣鼓喧天。为庆祝安全抵达，举行这种热闹的仪式已成为惯例。唐船先在港外下碇，等候长崎衙门处理。不一会儿，岸边划出几十只小船，给唐船拴上缆绳，将其引如港内。入港后，唐船再次下碇，锣鼓再次响起。等锣鼓声停，长崎衙门的检查官和通事们便登上唐船。他们把写着禁令的木牌挂在桅杆上。禁令是以日文写成的，由通事译成汉语，念给船上的人听，主要是关于天主教的事。

念完禁令就是办入境手续，即检查信牌、货物单和花名册。连理文是在萨摩海面上船的，但花名册上写着他是从清国上船的。货物单是开船之前就做好的，去掉了给萨摩的货物，这就需要事先和岛津当局商谈交易数量——这也是连理文的工作之一。

出示证件之后，就是那个有名的“踩圣像”考验，通过者才可上岸，但上岸后不能在街上随便走动。荷兰人在出岛，中国人在唐人坊。其实，元禄以前，中国人和日本人在长崎是杂居的，这或许是因为中国人不太信天主教，幕府比较放心。不过，这直接导致了私人间的秘密交易。再加上康熙帝对耶稣会采取宽容政策的消息传到日本，幕府提高了警惕，开始关注中国人和天主教的关系。

唐人坊建于元禄二年(1689年)，位于长崎十善寺御药园地(幕府的药草园)，面积为九千三百七十三坪[3]，比荷兰人居住的出岛（不足四千坪）宽敞多了。荷兰人把出岛称作“远东监狱”，因为他们一步也不能离开；中国人若要参拜寺院，在官吏陪同下，还是可以走出唐人坊的。

虽然外国人被圈在一个地方，但他们可以叫妓女进去，以解在异国的寂寞。长崎丸山的妓女分为“挣荷兰钱的”和“挣唐人钱的”。海上航行艰苦劳累，要说有什么愉快的事，那就是玩弄玩弄妓女了。“踩圣象”一结束，商人和水手都露出了喜悦的神色。经常往来这条航线的人大多有各自相好的女人，有些船主甚至还有“长崎老婆”。

连理文兴致勃勃地朝唐人坊走去。他是初次到长崎，自然没有相好的女人，令他激动的是他知道哥哥哲文比自己早一步到了唐人坊。连哲文比连理文大两岁，他已脱离家业，专心从事绘画。半年前，他从宁波乘坐以“郑朗伯”的名义领取信牌的第一号唐船来到长崎。原则上，商人、船主和水手只能在长崎留居数月，然后乘原船返回。但有的中国人是受长崎地方长官的非正式邀请而来的，他们可以长期居住，比如某些医生、画家、文人和僧侣。据说哲文是因为听了同行画家的介绍才产生了来日本的念头。他毕竟是艺术家，喜欢四方云游。他曾一度待在苏州，但就连近在上海的理文也很难见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