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3/7页）

“除了普什图语，您还会说其他语言吗？”我问道。

“法语。”然后她用缓慢的语调骄傲地说，“还能说一点英语。”

“很明智，”史迪格里茨嘟囔了一句，“总有一天她会成为大使夫人。”

纳兹鲁拉的太太没有听见这句，所以努尔用普什图语重复了这句恭维话。面纱里的人笑了起来，然后转向医生说：“您说法语吗？”

“是的。”史迪格里茨回答道。

“您呢，米勒大人？”

“是的，夫人。”我点头。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用法语交谈呢？”她用相当标准的法语问道。我看了看努尔，于是纳兹鲁拉的太太安慰我说：“噢，努尔的法语比我说得还要好。”

我脸上的表情一定极为震惊，于是努尔解释说：“你以为我在你这里工作之前在哪儿工作？法国大使馆嘛。”我暗想：阿富汗人一旦找到个优秀人才，就立刻教他用得上的技能。

史迪格里茨评论说：“三年以后你再回来，米勒先生。到时候你的努尔就会说俄语了。”

“那么，”纳兹鲁拉的太太交叉着双手，做出女性那种公事公办的样子说道，“我被告知，说你会来这里，米勒大人，我希望能帮到你。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丈夫的另一个妻子去了哪里。”

“她没跟他在一起吗？”我问道。

“我不这么觉得。”她说。

“她也不在这儿？”

纳兹鲁拉的太太愉快地笑了起来。“不在这儿，我们从来没有把任何一位弗兰基媳妇几个星期关在坎大哈的这座高墙里。”

“请您原谅。”我说。

“但是我想，在几年前您也许能找到一两个这样的例子。所以，您的怀疑也可以理解。”

“谢谢。”

“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向您保证，请相信我是您的朋友，绝不会伤害您，也不会伤害艾伦。她从来没有跟我冲突过。我从未侮辱过她。我们在喀布尔共处一室的短短几天，我们亲如姐妹。她常常唱歌给我的女儿听。”

“有没有人提醒过她——我是说提醒她是二房？”

“当然！”袍中人大笑起来，“我们见面的第一天，她就亲吻我，还说，‘你是凯里玛。纳兹鲁拉把你的事都告诉我了。’”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淡淡地说，“没有哪个美国姑娘……”

努尔打断我：“请不要这样说话，米勒大人。凯里玛说的事情难道比我们已经得知的事情更难以置信吗？”

“那倒是没有。我向您道歉。”

“我知道，要你们理解我的国家是多么困难。”纳兹鲁拉的太太柔声说道，“但请你们在报告里反复强调一点，米勒大人。在纳兹鲁拉的家里，艾伦得到了爱和尊重。她对我们也一样好。”

“纳兹鲁拉的母亲对她也一样好吗？还有他的姐妹们？”

“每天下午，艾伦都会跟纳兹鲁拉的母亲学习两个小时的普什图语。她是个可爱的女孩子，我们家人都很爱她……每个人都是。”她站起身来，动作优美地鞠了一躬，向房间外走去。她的橘子汁放在那里，碰也没碰过。

“再问一个问题，请允许我……”我请求道，“您有没有任何猜测，不管多么奇怪……”

“让我猜测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我猜不出来。但是我可以向您保证，无论艾伦做了什么，都是反复思量的结果。所发生的事情正如她所乐于见到的那样，因为她具有一切非凡才能。她聪慧善良，如果她发生了什么不测，在我而言正如失去了一位亲人，因为还有一件事情您必须清楚。”她犹豫了一下，我觉得她流泪了，她用右手摸了一下嘴边，或者只是我觉得她这样做了，因为她身上的罩袍掩盖了她的动作，“当纳兹鲁拉把她带回坎大哈，把我一个人留在喀布尔的时候，是艾伦坚持要我跟他们在一起。我来到坎大哈之后，她跟我见面，说，‘我实在想念这个小姑娘。’米勒大人，我们之间的感情，只有爱。”

她走出房间，然后又想了想，站在门口说道：“有可能，她请我来坎大哈是因为她知道我能生孩子，而显然她没有生育能力。史迪格里茨医生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们无从得知袍中人的庐山真面目，这位女士鞠了一躬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她。她走后，我说：“我还以为她是从兴都库什山出来的光着脚丫的游牧民族。”

“她的姐姐在波尔多上过学。”努尔说。

我转向史迪格里茨医生说：“关于生孩子那件事……”

史迪格里茨用德语愤怒地嚷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懂。他转身离开这座宅子，然后用普什图语忿忿地说：“大使馆根本就不该管这种事。”他突然扔下我们，径自走开了，这下我明白了，他逃离德国一定事出有因。他诚实、坚强、固执，对他而言，纳粹统治下的生活一定如同地狱一般。

努尔悄悄说：“他正是用这种方式证实了凯里玛所说的话。”

“你觉得是这样？”

“把这点写在报告里吧，”努尔建议道，“与事实不会相差太多。”

那天晚上，努尔和我晚餐时没有见到史迪格里茨医生，但是我们吃完馕和肉饭后在广场上闲逛，观看跳舞的时候，我告诉努尔：“要是把这个舞团带到纽约，他们马上就会火起来。”

“真的会吗？”他怀疑地问道。

“当然会。那个领舞的加入我所见过的任何一个舞团都没问题。你明白他有多棒吗？”

“看!”努尔在一次幕间休息时笑道，“外套大人来了。”来自巴达克沙的年轻人仍然被那位“没长翅膀，可却飞起来”的舞蹈演员搞得昏头昏脑。

我对于舞团的评论让努尔感到很悲哀，这是我事先没想到的。“我们阿富汗在各方面都有很多天才。住在山里的老人讲述给我的长篇故事，比我读过的大多数欧洲小说都要精彩。你说这些跳舞的很棒。在这个国家，天才没有用武之地，你明白在这里长大有多悲惨吗？”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最好还是不要作什么评论，但是努尔问道：“在俄国，他们组织这类舞蹈团，有时候给他们发勋章，甚至还把他们送到巴黎去，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我回答，“所有的国家都是这样。战争期间，我去过中国，他们白天奋力打日本人，晚上去听京剧。中国人跳舞不比这些人强。”

“真的吗？”努尔沉默了。这个想法又一次让他难过。

但是第二天早晨我们看到了舞团生活的另一面。我坐在备用轮胎上刮胡子的时候，听到院子里有人喊我的名字。睡在我们吉普车里的一个守卫说，有客人来访。于是我抓起一条毛巾围在脖子上，跑到窗口去看。访客正是史迪格里茨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