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早晨的阳光刚刚够亮，我们就穿过了峡谷。骄阳似火之时，我们已经进入了沙漠之中，并频繁地停车下来把水浇在头巾上。开始，我和努尔与病人同乘一辆车，保持他的身体包裹在湿润的止血敷布里，但是他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有一次停下来取水时，史迪格里茨坚持跟我换了位置，以便随时看护病人。他采取了进一步的严格措施来照料普利契特，效果颇为显著。刚上路时，我对工程师的生还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但是很明显，事实即将证明我想错了。

现在我与纳兹鲁拉坐在一起，我们讨论了普利契特的病腿，他相当直接地问道：“关于我的妻子，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

我被这个问题惊呆了，因为我本想采取迂回战术，引诱他谈到这个话题，有那么一会儿，我的脑袋里一团迷糊，于是我机械地重复道：“她离家出走了？”

“是的。去年九月走的。”

“那是八个月之前了。”我结结巴巴地说。

“感觉上好像有更长时间。”他说，搓着自己的胡子。他戴着浸了水、走了形的头巾，看上去具有鲜明的亚细亚人特征。

“她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你不会理解的。”他神经质地笑着回答。他想助我一臂之力，但这件事太荒唐，一时还摸不清情况，于是他保持沉默，让我想到那位满腹忧虑的阿富汗丈夫，在他患病的妻子和史迪格里茨医生之间来回奔波：他只把自己能够理解的部分说出来。

我理解他善意的努力，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边开车边谈话实在不容易。沙漠里酷热难耐，我们两人都张着大嘴拼命呼吸。“普利契特可受罪了。”他说道。

“我昨天就担心这一点。”我提醒道。

“这件事咱们已经讨论过了！”他谨慎地说，“我有你的命令，书面形式的命令。”

“你可曾提醒过艾伦・杰斯帕……”

“说我已经结婚了？我告诉过她。”

“那天在坎大哈，我见过你的妻子，我是指你的阿富汗妻子。”

“我知道。凯里玛写信告诉我了。”

“她怎么能有空寄信？”我问道，好像电影里的侦探套住了嫌疑犯一样，“我跟她见过面，很快就动身出发了。”

“送史迪格里茨过来的信使也带来了她的信。”他解释道，我不得不认为自己方才的不解实在浅薄。

“抱歉。”我不好意思地说，“整件事情似乎都很不明朗。”

“对于我来说，更是如此。”他承认。

“那么，凯里玛说的是真的？你确实告诉过艾伦？”

“凯里玛说过的话，基本上都是真实的。”

“她是个漂亮姑娘吗？”我问道，没有什么明显的用意。

“非常漂亮。她穿罩袍真是愚蠢。我不要求她这样做。”

“我怀疑她对努尔・木哈姆德有顾虑。”

纳兹鲁拉放肆地大笑起来，当时我肯定是面有愠色，于是他说道：“我非常抱歉，但是你提到罩袍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件事，比起我能告诉你的任何其他事情，这件事能更好地说明艾伦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得说，你的怀疑也不无道理。你觉得我肯定是虐待了她，我家人把她当囚犯一样关起来，她被藏在高墙里的某个地方，伺机逃命。米勒，她来到喀布尔时，我们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尽力让她感到舒适自在。你知道她是怎么做的吗？婚礼过后的一天早晨，她下楼吃早餐时，穿着一件罩袍。”

“什么？”

“没错，吃早餐的时候她穿着罩袍。那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丝绸做的罩袍，是她让伦敦的裁缝按照书上的图缝制的。她想要比阿富汗人更像阿富汗人。我家里人忍着不笑出声来，她那滑稽的样子让我笑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我们解释说，你不用在早餐桌上穿罩袍。但是我劝她不要穿上街可是费了一番工夫。”

他回忆起那次奇特的经历，笑了起来，就像一位父亲吃工作午餐时回想起孩子犯的错误。“你可能听说过，在喀布尔的某一天，毛拉对着她吐口水。事后她哭了起来，不是因为毛拉们，而是因为生我的气。‘如果你让我穿罩袍，’她呜咽着说，‘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我不明白。”

“你们美国人没法理解艾伦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女人。很明显，她的父母不了解这一点。她的教授们也不了解。不要再把她叫做小姑娘了。她是个女人。我觉得她从来就不是什么小姑娘。她是一个非常罕有的人，能够洞察上帝的内心。我认为你知道，我们刚开始约会的时候，她就把原子弹的事情都告诉我了。”

“你是1944年遇到她的。”我推算着时间，“那时候还没有原子弹呢。”

“她自己编出来的。”他神秘地说。

我斜着眼睛看着他，他刚要给我细说，突然间，后面那辆吉普车示意我们停车，有那么一会儿，我们等着他们赶上来，趁着这个工夫，他补充道：“艾伦预见到，如果各个国家继续他们的疯狂行径，那么就不得不发明一种特别可怕的武器。她甚至相当精确地描述了这种东西。‘现在是航空时代，所以他们会从空中把它发射过来，把整个城市夷为平地。’她还说根本没有办法阻止这种武器，很可能也没办法逃脱。她说，‘我希望在他们把我们毁掉之前能到阿富汗去。’开始我以为她把我们这里当作避难所……因为我们这种地方根本不会遭到轰炸，可她并不是这个意思，她告诉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地方能躲得过去，如果我注定要死去，我想死在阿富汗，那里与我们这个可悲的文明相距最远。让我们到原始的地方去，在那里生存，在那里死去。’我觉得她反对我修建水坝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

史迪格里茨医生阴着脸走到我们的吉普车旁，直截了当地说：“他活不成了，纳兹鲁拉，他想让米勒跟他坐一辆车。”

但是我马上就要探知纳兹鲁拉的秘密了，我自顾自地抗议道：“我想与纳兹鲁拉谈谈……再谈一会儿。”

史迪格里茨面无表情地说：“普利契特也想谈谈。跟美国人谈。”

“抱歉。”我说，然后我坐到工程师那发着高烧的额头旁边，开始给他敷毛巾，但是他只是张着大嘴，翻着眼睛盯着我。他已经到了弥留之际。

最后，他轻声说：“我喘不过气来。”努尔已经开始流泪了。

“我也喘不过气来。”我安慰着将死之人，“太热了。”

“你不一样。”他清晰地说道，“你没有拖着一条病腿，这条腿一跳一跳的，就像打鼓一样。我能感觉到它把毒素抽送到我的体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