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第4/6页）

“不理解。”我自信地说。

“米勒先生，你是个傻瓜。”他震怒地说。出乎我的意料，他跳起身来，冲到柱子那里去，用拳头捶打着石柱。“你认为成吉思汗的罪恶是从修建这根石柱开始的吗？不。他一步一步地干，直到这根石柱完全不算一回事。随便你提任何一座美国城市，我都能在里面找到乐意这么做的人——或者应该说是乐在其中——被一步一步地引导着，直到往这根石柱里填进活生生的人体。不，米勒先生，不！你认为我一开始就是现在这副样子吗？”他捶打着石柱，直到我觉得他的关节要流出血来。

他艰难地喘着气，过来坐在我的身边。现在已经过了午夜时分，我们两人又都被沙漠中这悲惨的一天折磨得筋疲力尽，但是这根石柱让我们无法入眠，史迪格里茨轻柔地说道：“你真的认为，米勒先生，联合政府关于我的报告，开头就是像那根石柱一样的恶行吗？噢，不是的！在慕尼黑，我是一名体面的、受人尊重的医生，娶了一位大商人的女儿……还是教会信徒。我妻子和我看到在纳粹党内部有几个升职的机会，于是就加入了。还有很多头脑清醒的男男女女也加入了进去。那些犹太人，我们都看不起他们……”他的语气毋庸置疑，仿佛我自然会理解为什么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会看不起犹太人一样，真的，仿佛对他们的恨意让我俩亲如手足，“我们只是把他们隔离开来。仅此而已，隔离开来。

“有一天，他们让我检查那些被关押的犹太人的健康状况，我照做了，检查得非常认真。相信我，米勒先生，如果我发现哪个犹太人需要昂贵的药品，我会照实说的，有很多犹太人之所以活到今天，恰恰是因为我给他们开出了那些昂贵的药品。”他点点头，加强了辩护的语气，我认为他常常与自己进行这种对话。有很多犹太人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史迪格里茨医生为他们所做的事情，这一点我也深信不疑。

“如果要审判我，”他相当自信地向我保证，“慕尼黑城的医疗记录会显示我拯救犹太人生命的一长串案例。全在那里……报告里都有。”

他用恳求的眼神看着我，一位疲惫的矮胖男人，头上裹着头巾，眉宇之间全是皱纹，眼睛里满是焦虑的神情。我觉得他也许在出汗，但是他背对着油灯，我只能看到他的影子。他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语气雄辩，字斟句酌：“没想到还有其他的问题冒出来。我们得把一个犹太人给诊断成心理缺陷，这样就能给他实施节育术。政府想让我证明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是四分之三血统的犹太人，好让政府没收他的财产。我之前从来没见过这个人，但是很明显，他就是个犹太人……你总是一眼就能看出哪个是犹太人。于是，一步一步地，我的灵魂遭到了腐蚀。”

他受到一些沉重的仇恨的驱使，又冲到那根石柱旁边，用手掌一下一下地捶着。“米勒，”他用沙哑的嗓音喊道，“那个往还有气的活人身上浇石膏的人，你认为一开始就干得出这种事吗？你以为自己能完全不受影响吗？”

“不杀犹太人，我能做到！”

“啊，但是黑奴就是你的犹太人。你在美国能不受影响吗？”

“当然！”我愤怒地喊道。

“米勒先生，你是个骗子！你是个自欺欺人的骗子！”他又开始捶打石柱，“这也是你的耻辱柱。也是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的耻辱柱。我一个人不可能把它建造起来，你明白。”

让我觉得难为情的是，他的喊声渐渐哽咽起来，似乎他马上就要痛哭流涕地认罪忏悔。然后，感谢老天，他重新控制住情绪，又跟我一起坐在了地板上。现在大约是凌晨两点钟，在科尔曼油灯那跳跃的灯火中，我看见他那张憔悴的脸庞，疲惫不堪却又忍不住吐露出更多的秘密，他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与那天在坎大哈的广场上他痛斥那些舞男时用的眼神一样。我仿佛又听到他说着同样的话，讲述的却是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是些残忍的小鸡奸犯。他们一进城，就制造出深重的罪恶。这些相同的字眼儿到底意味着什么，混迹于纳粹党徒中的时候，他自己的人生有过何种不堪回首的经历呢？

快到四点钟的时候，他终于讲到了那段经历的关键时刻：“最终，当我们所有的战场都传来捷报的时候——那是1941年，他们来找我，说，‘我们要找一位研究主管。研究至关重要的军事问题。这最终将摧毁英国人。’我能怎么说呢？我觉得受宠若惊。

“他们在慕尼黑给了我一间非常好的实验室。我还能住在家里。”在这阿富汗的沙漠里，他似乎还在回味在慕尼黑时的那一幕幕愉快的家庭生活，“我还能住在家里，”他解释说，仿佛急于说服我相信他的话，“你应该能看出来，我必须接受这份工作。刚开始只是针对感冒做些例行的实验……非常合情合理，非常有成效。我相信现在美国市场上有一种感冒药就是根据我的研究生产出来的。我当时确信自己是在为打赢这场战争出力。

“还有其他几项研究也很顺心，到了1943年的某一天，他们让我研究一个纯粹属于理论范畴的问题：人类能够忍受多大程度的寒冷？这个问题很有水准。这个问题很重要。军方是这么说的。”他瞪眼看着那根石柱，停顿了很长时间，然后尖声笑起来，“我当时还不知道，我们即将针对同样的课题做些实验……在斯大林格勒做。”他肆然笑了起来。毫无疑问，他之前讲过这个笑话。

“那是个令人着迷的医学问题，米勒先生，”他沉思着说道，“人类到底能够忍受多大程度的寒冷？例如，昨天的那种情况。你觉得非常热，觉得再也受不了了。但是纳兹鲁拉说，你能克制住自己。接下来温度计又升高了十四度，但是你确实克制住了自己。你能够承受多少热力？很不错的问题。多大程度的寒冷呢……我清楚地记得问题的每一个字，因为他们提出问题的当天我就把它写了下来。米勒先生，你看，我很喜欢做记录。昨天，普利契特说‘我必须拿到那些记录’的时候我非常理解他的心情。因为只有通过详细的记录，科学才能够……”他说不下去了，把脸埋在双手中。他的头巾掉了下来，我看到他头上花白的头发茬，还看见他的肩膀一上一下，无声地抽动着。最后他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说道：“英国人把我的记录拿走了。我做得一丝不苟。我做得一丝不苟。”

有几分钟，我们什么也没说，然后他站起身来，沉浸在一种我不想细究的痛苦情绪之中，他围着柱子绕了几圈，嘴巴不停地嚅动着，仿佛在发表一篇演说。忽隐忽现的灯光——科尔曼油灯放出的白光把他的脸部剪影像浮雕一般投射在墙上——让他显得老态龙钟。突然，他靠在柱子上，一口气说了一大段话：“笼子里有个犹太人。大约五十岁，是个好人。他的名字……你可以去查查记录……是西姆・列文。所有的实验我都做了，上面要求我证明什么，我就证明什么，但我还没把研究成果应用在普通的健康人身上，比如我们军队里年纪较大的士兵身上。于是我选择了西姆・列文。我从笼子里一群不起眼的人当中把他挑了出来。我告诉助手：‘就是他！现在我们来看看到底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