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我要到瑞典去”（第2/8页）

“诺林开车送我回家。克里斯开着货车，在后面跟着，他说，他不想看见我像囚犯一样被人押解回家。我没有再见到父亲，他的卧室一直反锁着。他一定认为，我对米娅的恐慌，源于我对弗莱娅那件事的内疚——他就是这么想的，我敢肯定。他认为是我自己臆想出这么一个疯狂的事件，一个发了疯的杀人犯在幻想着另一次谋杀。他相信，是我淹死了弗莱娅，是我抱着她那颗漂亮的脑袋，把它按在水下，直到她再也说不出话来。他没有改变，四十年过去了，他依然坚信我是个杀人犯！”

妈妈合上了她的记事本，把它放在我面前的床上。

“现在，它是你的了。”

她放弃自己最珍视的证据，她的日记和剪报，她的照片和地图，她把它们全部委托给了我——就像两个至交好友在交换日记。我不知道妈妈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她正在寻找一位盟友，这个词多少有些生硬，或许应该再感性一些，她一直在寻找一位知己？我想起了妈妈关于和弗莱娅一起到森林里去的描述，打开心灵，发誓要成为永远的朋友，甚至相信对方讲述的关于巨魔的故事。我把一只手放在杂志上面：

“再跟我说说瑞典疗养院里发生的事好吗？”

“丹尼尔，我只能说，我宁可死，也绝不会再回到那种地方去。”

我不知该如何应对，也无法处理这种威胁——虽然她可能只是说说而已。我只好低下头，看着手里的记事本，随便翻开一页。我没有阅读其中的内容，只是用手指在字里行间摩挲着。慢慢地，我得出了结论，不管我理解与否，她的威胁是真实的。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她。这时，妈妈说话了：

“我憎恨那里，并不是因为它的条件不好。那里环境整洁，工作人员和医生都对我不错，他们拿来的食物——虽然我没有碰过——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那里没有人相信你，没有人听你说话，你的所有要求都被无视，你被当成一个丧失了理智的女人——可我并没有发疯。我从来没受到过这样的待遇。如果再次被关进那样的地方，我就会用自杀来证明我的理智。”

“妈妈，你不能这么说，你永远不要在我面前说出那样的话，永远。”

我的反驳引起了她的警惕，但她并没有领会我的意思。她摇了摇头：

“到了那里，我就不再是你的母亲了。”

“如果我被关起来了，我就不能再做你的儿子吗？”

“你当然是。我会尽我所能来保护你。”

“你想让我怎么说？如果我们互换位置，你会做什么？”

“我会相信你的。”

我放下记事本，抓住妈妈的手，用指尖摩挲着她的掌纹：

“跟我说说疗养院的情况。”

“我不想谈论那个地方。”

我像是没听到一样：

“他们是直接把你带到那儿了吗？”

“不，他们先开车把我送回了农场。克里斯已经跟诺林医生商量好了，先试着在家里为我治疗。不要以为他们在发善心，他们只是不想引起大家的疑心，他们会假装尝试所有可能，然后装作迫不得已才把我送进精神病院。”

“农场已经变成了一个监狱，只有克里斯掌握着钥匙。计算机断开了网络，我不能再给你发电子邮件。我也不能接电话。有一天，我趁着他出门的时候，在家里研究搜集到的证据，这时他突然回来了，吓了我一跳。他大发雷霆，把那幅绣品扔进了火里。幸亏我反应及时，急忙把它夹出来，在火钳上它仍然在燃烧着。就是从那一刻起，他决定把我关起来，因为他怕我把整个农场都烧掉。”

“他和诺林医生一起把我送进了精神病院。这真是一个狡猾的计划，因为一旦你被送进了那样的地方，就没有人会再相信你了。哪怕你第二天就被放了出来也于事无补，甚至连医生给你开的健康证明都不管用。在法官和陪审团的面前，律师肯定会问你，是否曾被关进过精神病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我来说，这个时候被送进医院也是最好的选择。在被带到那里之前，我就已经被打败了。父亲的背叛一度让我失魂落魄。我无力继续争斗，我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质疑，不相信自己可以说服或者取信于任何人。”

“那天晚上，医生告诉我，克里斯对他讲了我的童年往事，暗示我和弗莱娅的死亡有关。我非常愤怒，花了整晚的时间写下了方才你读过的那封信，那就是我的证词，应该可以说服医生让我离开。医生的信任使我恢复了信心。我曾经像个傻瓜一样去寻求我父亲的帮助，可是，我的儿子，我最亲爱的儿子，我应该把它讲给你听！你会相信我的，你会给我公正的评判，你才是我需要的那个人。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觉得自己像从前一样幸福。”

“从医院里出来，我拦下了一辆出租车。我所需要的一切都在挎包里了，护照，还有银行卡。我告诉司机直奔机场，根本没问价钱。到了那里，我直接就买了第一趟离开瑞典的航班的票。”

“这一次，我会用证据证实我的言论；这一次，我要把它讲给真心爱我的人；这一次，我一定要让别人相信我。”

我放开妈妈的手。我们坐在床上，看着彼此的眼睛。

“妈妈，你相信我吗？”

“我非常爱你。”

“我也爱你，但是你相信我吗？”

她想了一会儿，最后，她笑了。

一场暴风雪席卷了瑞典南部，造成了航班的大面积延误。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哥德堡兰德维特机场时已近午夜。飞行员对拥挤和焦躁的旅客们宣布，外面的气温是零下十五摄氏度，这对12月中旬的瑞典来说也是非常寒冷的了。跑道旁边的围墙外，有一片亮白色的桦树林。一阵风吹过，几片落叶从容地飘落。这幕景色或多或少地抑制了人们焦急的心情，连劳累的空姐也坐下来欣赏了一会儿。我们是当天最后一班到港的航班，除了一个护照检查岗亭之外，机场几乎空空荡荡。我通过安检入关后，我的行李已经在传送带上了，与大多数人不同，我携带了很多的行李。我从海关里出来，穿过来接机的人群，看到他们，我不由得想起上次在机场接人时发生的一幕，这样的回忆突然让我感到有些悲伤。

距离妈妈被送进医院已经过去了四个月，这段时间，她一直被关在伦敦北部的一家戒备森严的疗养院里。但这并不代表着她正在接受治疗，妈妈拒绝服用任何药物。当她发现医生并不打算放她离开后，就不再和他们说话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医生们无法对她采取任何有效的治疗措施。最近，她又开始绝食，她认为食物里都被下了药。她同样不相信从水龙头里接的水，她只会偶尔喝一点没开封的瓶装果汁，她经常脱水。当我夏天在机场接她的时候，她的健康状况已经堪忧，但是现在，一切正在恶化。一周又一周过去了，她瘦得皮包骨头，好像已经难以为继了，她正面临着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