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 曾记否（第3/5页）

我把这个玩笑话，有一次故意跟老袁说了。我心里想，这样确实太苦了，我也说不准，什么时候才能从乡里把干部做上去，在这里待一辈子的可能都不是没有。我想，如果老袁不是很坚持，就让他放弃算了。大不了，我的恋爱再失败一次罢了。我还跟老袁说，镇上税务所有个小伙子，无锡税务学校毕业的，长得挺精神，正在追我，我就跟他搭伙过日子算了。

老袁一听这话，什么都没说，就哭了。

我觉得他对我是真心的，人也很实在，很善良。我不想考验他了。那天是我主动求的婚。我说，走吧，我们去县城领证，结婚去。他就破涕为笑了。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就忙着登记，把手续办了。

我们的婚礼非常简单，就在县城里请了两桌亲戚和几个好朋友，吃了个饭，让大家见证一下，我们是合法夫妻了。

老袁是个纯洁的男孩，在跟我之前，跟其他女孩恐怕手都没有拉过，没有恋爱经历。而我，是有过一年男朋友的，为那个无赖还打过一次胎。在登记前，我考虑了一下，还是把这些跟老袁坦白了，我觉得藏着掖着的感情，不会长久，要趁着这个时候，条件艰苦，人在两地，前途渺茫，生活困顿，干脆把所有不好的东西，统统倒出来，看他能不能承受，愿意不愿意接受。老袁怎么回答我的，他说，这些事他都是知道的，学生会不少人都知道，背后谈论的不少，那年夏天就是怕我想不开，才跑到我家里来的。他还反过来安慰我说，不是所有人都像他这么幸运，一谈恋爱恰好就遇对了人。

所以，我觉得我的结婚，感情条件是成熟的，我们是幸福的。

婚后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我都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但都没有能怀上孩子。我觉得可能是打胎受伤了，怀不上。老袁觉得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太少，没有碰上受孕的机会。

这一年老袁的母亲去世了，我的母亲又生病住院了，我们简直焦头烂额。暑假里，老袁背着大包小包来了，像搬家似的。他跟我说，他辞职了。我大吃一惊，说你疯了，难道要从省城搬到这里来当无业游民，做一个连级别都没有的女乡干的家庭妇男？他说，是的。但无业游民谈不上，自由职业也是职业。他的意思是，他会画画儿挣钱的，而且有同事为他在我们县城介绍了县文化馆的一个朋友，手上有不少画海报、做电影消息和展览宣传的美工零活儿，可以揽下来。这些收入贴进来，两个人可以过日子了。最主要的是，他说我的母亲需要照顾，不能分我的心我的精力，因为干部工作来不得半点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所以，如此这般，怎么说家里都需要一个相对自由的人，就只能是他了。

那两年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后脊梁都是冒冷汗的。

乡里多给我一间宿舍，算是让我们看起来像有个“宽敞的家”了。因为手头没有余钱，不可能装修这两间平房，老袁就把其中一间用来生活的房子，打扫打扫，收拾收拾，墙刷白，地上铺上那时候流行的塑料地板革，看上去干干净净的，温温馨馨的；另一间则清空，他用来做画室。他自己买了一些木材，买了一套木工家伙，砰砰砰地敲打了几天，做了一些简易的画架和画台，买了一些画画的工具，然后就在那里“工作”了。我那时候协助一个副乡长抓农业结构调整，我们天天骑着自行车，四村八庄，田头地里，没日没夜地在下面跑。他为了挣零钱，也是待在他那小屋，没日没夜地画海报、画展板什么的。除了夜里睡觉的时间，我们有时候一连几天，白天几乎连照面的机会都没有。

现在的电影电视里，我们这一代行将老去的人，纷纷在抒写青春，那些艰苦而光荣的岁月。用的词，多是“激情燃烧”“浪漫岁月”之类。我觉得那个符合革命岁月，符合你们这些作家诗人的想象。艰苦青春终究是苦涩的，未必激情，未必浪漫，却一定有一股力量，有一股志气，有一股奔向远大未来的劲头，对吧，这个很宝贵啊。

人只要有理想，有预设的美好未来，什么都能挺过去。我记得那时候在一本书上读到俄国文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句话，说一个人的生活若是没有理想的鼓舞，那他就会变得空虚而又渺小。我把这句话写在每一本新启用的工作笔记本上。我们那时候，相信未来。

有一天夜里，我被冻醒了，发现老袁不在身边，一看时间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我连忙爬起来，端了一杯热水到隔壁，老袁果然在那里画展板。灯光微弱，室内像一个巨大的冰窟，一切都凝固了一般，他全神贯注，站在画板前，只有画笔在动，只有画板在发出咝咝寒鸣，噢，真的不可思议。前些年，有人议论说老袁游手好闲，我心里很气愤。老袁的苦，老袁的勤奋，老袁的责任心、爱心，可以甩大多数男人几亩地远，我心里清清楚楚。那两年，不知道老袁在那个水泥地上站了多少个日夜。我们年轻，没有经验，不懂得那样是多么伤身体，寒气从脚底上传，把他冻成了老寒腿。到了中年，他就开始吃年轻时种下的苦果了，40岁的时候，就差点瘫痪。后来，虽说没有瘫痪，但也是废腿两条，走路像拽着两条木棍，生生地往前拖着。他在椅子上坐的时间稍微一长，人就不容易站起来。一到刮风下雨天，或者季节交接期，就躺在床上哼哼，根本起不来。

那两年，我们双方的母亲先后去世，全是老袁在病房伺候和料理后事，一切都是为了我的所谓前途。你知道，这是中国啊，年轻人被组织看中，怎能没有一份奉献青春的热情和感恩呢！这类年轻人是国家当作栋梁来培养的，家里人怎能不全力支持呢！

当事业的第一个七年结束时，我已经30岁了。第八年我终于被调到县妇联当副主任，我稍微可以喘口气了吧。可是我怀孕了，我女儿出生了。我们又一把屎一把尿地忙碌了两年。女儿开始上托班，我被调任团县委书记。37岁时，女儿刚上小学，我当上县委常委，不到一年又调到市里去干了三年局长，40岁刚出头的时候，我已经是有点资历的“老正处”了。所以，44岁上我角逐省管干部的副厅岗位时，有了很多优势，年轻，资历老，经历丰富，有基层磨炼的老茧，这些资本，很少有同僚具备。我如愿入选，成为市领导，并在第二年戴着市委常委的“帽子”，到另一个大县担任县委书记。

这个时候，女儿都初中毕业了，长大了，懂事了。而我在她整个学生时代，没有接送过她，没有陪她过过生日，没有出席过一次家长会。后来她高中毕业，我也没有参加她的成人典礼。到上海去上大学，我更是没有去送，没有去学校看过她一次。但女儿的这一切活动，亲人并没有缺位，可以说，几乎所有活动，家人场场都到，件件都做得很好。而这个家人，自始至终，都是他，我的老黄牛丈夫，老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