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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沮丧地靠着椅背，不死心地问：“有地图或者记录吗？一定有这样的材料，记载着每块土地的所有者。”

“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但地图上通常不会有地主的信息。于是，我快速翻阅了《土地税额核定记录》，你听说过这东西吗？”

我从来没听说过那东西，但是看他讲得这么起劲，我不懂装懂地点点头，期待他继续往下说。

“《土地税额核定记录》里记载着整个地区的土地所有者信息，从1909年到1915年。”他忙碌地滑动鼠标，点击一张图片。那是一张扫描页，缓缓地在屏幕上平铺开来。他的脸上终于露出笑容，但那笑容并没有维持多久。“前些天，我正好经过档案局，于是请他们将这页扫描给我，上面记录的是恩斯尤尔的所有者。但是，我接下来要说的话，恐怕并不是你想听到的。”

“1915年恩斯尤尔的所有者仍然是特雷曼诺家族？”

“你说的没错，除了这份档案以外，我再也找不到其他相关资料了。”他长长地叹了口气，“这真是令人懊恼极了。当然，要是我们能拿到特雷曼诺家的地产记录……”说到这里，他心照不宣地朝我扬了扬眉毛，“我想那里头必有猫腻，否则罗杰早就将它公之于众了。”

“法院可以要求他交出那些档案吗？”我故作平静地问，虽然内心早已心急如焚。

“恐怕不行，那是私人档案。你也知道，没人说得准里面记录了什么。而且，就算法院真这么要求，罗杰大可……”他含蓄地做了一个毁尸灭迹的动作，“然后说相关的档案早已遗失，或者从不曾存在过。派克小姐，你面临的似乎是个进退两难的局面。”他靠在嘎吱作响的椅背上，遗憾地对我说。

我凝视着老旧的电脑屏幕上那些闪烁的文字，语气平淡地问：“所以，没有其他资料了吗？如果有的话，我可以试着再找找。”

杰夫说：“我还想过去找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兰佛德的档案，看看会不会有关系到恩斯尤尔的只言片语。但是，那些档案目前还没有数字化，如果一页一页地翻，无异于大海捞针。”

“我能看看吗？”我猛地站起身来，蹭到了堆得高高的一摞文件，差点引发一场雪崩，“我可以亲自去查，说不定会有额外的发现。”

“我猜可以吧。”杰夫不确定地说，“其实，它们就放在我的储存室里。不过，我需要想想，我把它们搁哪儿去了……”

跟他软磨硬泡了几分钟，并主动提出来这里当志愿者后，杰夫才终于心软，带我往地下室走去。下面的温度简直能冻死人，墙壁和地板都是石头砌成的，令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地下墓室。头顶上的灯光过于刺眼，但却照不进犄角旮旯。这里跟楼上一样，堆满了杂乱不堪的物品。书架上摆放着文件夹和纸盒子，隔板不堪重负，被压得变了形。塑料箱子像叠罗汉似的放在一起，墙角里堆放着大宗货物，上面落满了厚厚一层灰尘。

“就是这里。”他站在一排书架前说，架子上摆放着许多书脊破损的书，“教区委员会，不对，这些是账本。”他踮起脚尖翻找上面一层书架，“找到了！这才是我们要的。”他抬下一本足足有圣经那么厚的本子，重重地放进我的臂弯里。封面的墨水早已褪色，“兰佛德教区议事簿1887—1916”几个字却清晰可辨。

“这几本你可能也会想看。”杰夫又从上面搬了两本递给我，“这三本加起来，一共记录到了1940年。”

办公桌前完全没有人坐的地方，杰夫只好将我安置在靠近电暖器的地板上，允许我坐在这里查看三本议事簿。当我翻开第一本议事簿时，里头写满了整洁大方的草体字，这一手好字令我惊叹不已。

一八八七年一月十五日晚上七点，教区委员会举行本次会议，共有十二名教区居民出席。

我翻到下一页，看见的是大同小异的会议纪要，只不过时间上相差了三个月。我又往后翻了几页，全是千篇一律的会议纪要。我坐在扎人的地毯上，不安地扭动几下，换个舒服的坐姿。以目前的进度来看，我得在这里耗上一段时间了。我手疾眼快地翻动书页，直到看见了“1915年”几个字才放缓速度。按照杰夫的说法，当时恩斯尤尔仍归特雷曼诺家所有。我把书放在大腿上，默默在恳求它，向我透露点天机吧！

这些简短的记载，是一百年前兰佛德人民生活的缩影，让我知道了这里的大小事务，窥见了曾经的悲欢离合。再往后翻，我看到了几十只手印。关于谁必须修剪树篱、谁家的船有权停泊在河上、晚上是否可以让邮差上门取件，人们都曾召集会议讨论过。1915年渐趋尾声，兰佛德日益萧条，全世界陷入战争的恐惧中，兰佛德也人心惶惶。

1916年几乎一片空白，只是蜻蜓点水般地提到了一场年度会议。1917年，教区委员会工作回归正轨，会议如火如荼地举行，却不是出于什么喜闻乐见的好事。在接下来的记录中，字里行间弥漫着战争的阴影，如同泼洒出来的墨水，在纸上迅速蔓延开来。曾有人向特雷曼诺家族请愿，希望将其拥有的森林转化为耕地，却被管家以主人去了法国为由拒绝了。当时，村子里食物紧缺，物资匮乏，村民们甚至要靠焚烧篱笆桩取暖……终于，1918年最后一场会议提到了休战，胜利的曙光就在前方。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任何与恩斯尤尔有关的蛛丝马迹。博物馆的窗户小小的，我透过窗户向外望去，看见天色垂垂变暗。杰克给我端来了茶和饼干，十分敬业地叮嘱我不要把茶洒到资料上，还提醒我一小时后博物馆就要关门了。我将注意力重新放回到书上，不去在意心里慢慢涌起的失望感。

1919年充满了战争纪念活动，还有和平日庆典，但遗产税的征收令人民赋税加重。这时候，我听见了电脑关机声，杰夫已准备离开。时间十分紧迫，我快速翻动书页，每页匆匆扫一眼就跳过。8月、10月、12月……正当我准备往下翻到1920年时，我瞥见了一个关键词—“恩斯尤尔”。我停下正欲翻页的手指，紧紧地抓住书的边角：

特雷曼诺上校来信说明恩斯尤尔的情况，本委员会已充分知悉该情况。

下一行却笔锋一转，讲起了镇上的排水系统。我目瞪口呆地盯着它，不死心地上下前后各看一遍，却还是只有这么言简意赅的一句话。我真想对着它大吼一句：究竟是什么情况，你倒是给个说法呀！这么语焉不详有什么用。写下这句话的人早已作古，所有秘密都被一并带到了九泉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