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不要贪图舒适，面对重压和困难，要勇敢地接受挑战。（第4/7页）

当时我是个对教义深信不疑的孩子——我坚信，只要虔心祷告，上帝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然而就在祖母去世的那天，我明白了，尽管生活有时候很美好，但规则并不是我想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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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弗朗西斯·韦伯的人生也是充满困难与挑战的人生。弗兰尼（我们通常这样称呼他）在20多岁的时候一直是个狂妄又帅气的单身汉。和祖父聊过几次之后，我感觉，他认为自己当时过于沉迷于酒色（不过祖父没有讲详细的经过）。到了大约30岁的时候，他还是没有成家立业的打算。而就在这时，祖父在建筑工地上遭遇了一场莫名其妙的事故，差点儿断送了性命。

祖父是个木匠，但是从事过很多行业，其中就包括工程施工。那次差点儿让他送了命的作业是镶嵌填补写字楼外损坏的砖块。那时候，砖瓦匠通常就用滑轮、座椅、木楔子以及木板搭建一个简易的脚手架。

祖父给我描述了一下这些装置，还在纸上大概地画了画，在我看来那就像是印第安纳·琼斯所身处的考古遗址。很难想象用这样的装置来保障作业的安全系数。不过在那之后很久才建立了职业安全与保健管理总署。要不是家里真有一张照片拍的是祖父靠这种简陋装置站在八层楼高的半空，我们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祖父说那天不知怎么回事儿，他的同伴儿，也就是他的老板拉了一下支撑的木楔子，结果就导致他们脚下的整个装置散了架。两人从84英尺的高处跌落下来。祖父说，他从木板上滑落的瞬间手指掠过了安全绳索，但最后还是没有抓住。祖父的同伴儿摔落到满是砖块、水泥和木板的地面上，当场死亡，而祖父因为跌落在他同伴儿的身上才捡回了一条命。

祖父几乎是全身粉碎性骨折，包括腿部和臀部。他的一只眼睛从眼窝中凸出来，还有一只耳朵勉强地连在脑袋上。伤势极其严重，起初连医生都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治疗。

当他恢复意识之后，发现自己躺在医院走廊里的轮床上，身边没有任何人。他估计人们是觉得他活不下来，所以就把他扔在一边不管了，毕竟那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医院。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祖父全身都被打满了石膏。那次事故留下的伤痛整整折磨了他一辈子。他的手腕一直是畸形的，而且整个人的身体看起来都不对称。

小时候的我认为祖父这段让人难以置信的经历算得上是他人生中最大的灾祸。然而，成人之后，我的想法有了改变：祖母去世之后的14年里，他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而且越老情况越糟糕。尽管直到91岁去世时，祖父的身体状况都还可以，但我们还是得叮嘱他洗澡、换衣服，照料他的狗，防止他吃过期的食物。

在我20岁左右的时候，我一直想知道是什么事情让他那么痛苦。“罪恶感。”他常常这样说，言辞之间流露出对自己年轻时，或者后期自己犯下的以及祖母犯下的过错而产生的懊悔之情。但是他从不多说，只是默默地流泪。

不过，我并不想让你们认为弗兰尼是一个悲观可怜的糟老头儿。他一直是一个非常有精神，经常用各种怪招儿逗我们发笑的人物。当他放了个屁时，他要么会说“噢，对不起，我还以为我在科科莫呢”，要么就假装招呼一只猫，“来，小猫咪，小猫咪，小猫咪”。如果我们对他提出的问题表示“啊？”，他就会回敬说“在猪屁股上踢一脚，猪也会说‘啊’”。

不管这些是命里注定的还是自我造成的，我想告诉你们的是，韦伯祖父内心的苦楚和挑战比那次事故带来的折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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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的我也吃了不少苦头。

在身体上，每个孩子都多少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现在回忆起来，小时候的我算是一个极品了：两岁的时候患上扁桃体炎；14年间耳朵反复发炎，做过四次矫正手术；胳膊摔断过两次；戴过两次牙套；10岁就戴上了近视眼镜。这些麻烦事发生在孩子们身上是很常见的，但是像我这样样样都经历过的孩子我还真没有见过。

我小时候经常出事故，根本就不能睡上铺。我从上铺滚下来三回，其中一回摔断了手腕儿，还有一回磕掉了一颗牙。那时候上铺也有安全护栏，但那对我来说根本就不起作用。

我耳朵上的问题非常严重，甚至对我身体后期的发育都造成了影响。每年去湖里游泳回来，我的耳膜内都肯定会积水，进而结果导致感染，对中耳部位造成压力。那些细小的骨头简直太敏感了，甚至每次心跳都能牵动它们，让我感觉到刺痛。这种刺痛要一直等到耳膜内液体流干了，炎症消退了，才能消失。

大多数孩子都用抗生素或滴耳剂来消除炎症，可对我来说，这些方法要么不准用，要么不奏效。我的医生不喜欢用抗生素（他觉得人们都是在过度使用抗生素），滴耳剂又不管用。在我五岁到十六岁之间，医生曾经四次在我耳膜上切开小洞，插进一根小塑料管，把里面的液体导出来。

每年夏天，我至少有两周是在被耳痛折磨着，或者是在用拇指狂戳自己的耳朵。每到晚上更是疼得睡不着觉。家里没有人会抱怨我夜里哭，但是我会在家里找各种隐蔽的地方躲起来，这样就不会打扰到别人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经历会给成年之后的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现在也没有想明白。就像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面对困难时别无选择一样，也许我从小就在学着如何面对重压和困难，勇敢地接受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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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高一那一年，我承受了来自学校和家庭的双重痛苦——这是那种我宁愿耳朵疼也不愿去经受的痛苦。

我上的是傻瓜高中（真的，学校就叫这个名儿），一所天主教男校。我最不喜欢的一堂课就是体育课。我喜欢课上的活动，但是讨厌每次下课要做的事情：洗澡。因为对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男孩儿来说，像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时那样赤身裸体是一件罪恶羞愧的事情。

每次洗澡我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由于我们所有人都是天主教徒，所以大家也就心照不宣地守规矩：管好自己，洗好就出去，穿好衣服，不准开玩笑。

但是刚上高一三个月之后，这条规矩就被无情地践踏了，而我则非常不幸地成为了这次“惨案”的受害者，那件事造成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整个高中四年的生活。

那天洗澡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一个我根本就不认识的同学突然抬起头对着天花板大喊：“嘿，你们都看见了吗？韦伯洗澡的时候小鸡鸡都竖起来了！”他就站在和我隔着6个储物柜的地方，而且是同一排。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说完这句话之后脸上露出的那种狂妄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