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不要贪图舒适，面对重压和困难，要勇敢地接受挑战。（第3/7页）

等我到了20多岁的时候，我能更好地理解外祖母的艰难处境了。我问她：“这十几年来，我看您不是躺在躺椅上就是坐在轮椅上，我知道您很痛苦。是什么在支撑着您生活下去呢？”她没有笑，也没有说话，而是抬起那条可以动弹的胳膊，指了指四面的墙壁。那间小卧室的墙壁上密密麻麻地挂了两百多张照片：她的儿女们，儿女们的婚礼，30多个孙子孙女，孙子孙女们的婚礼，甚至还有重孙。

对她来说，没有舒适的道路可选，但是她向我证明了，如何面对重压和困难，勇敢地接受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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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外祖母教给我的是同情、坚持与忍耐的话，那么外祖父马修·加罗法罗（下文称“马特”）教给我的就是要无拘无束地释放自己的激情，要从挑战中寻找快乐（不过是以一种很奇特的方式教会我这些的）。

马特又高又瘦，总是精力充沛，说话嗓门很大，还喜欢带点脏字儿。他在自己那放得下两辆汽车的车库里开了家汽车修理店，一直干到80多岁，做了一辈子的汽车修理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外祖父应征入伍，但是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他都不觉得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他认为自己在那场战争中最大的胜利就是，入伍不久之后，家人就说通了美国陆战部把他遣返回明尼苏达，回家照顾他的父母。即使是现在回忆起来，外祖父仍然认为照顾家人比参加世界大战要重要得多。对于那些并不认同这个看法的人，外祖父肯定会严加指责。所以在我参军的时候，外祖父并不赞同。

尽管外祖父的家庭观念很重，可他表达爱意的方式却很奇怪。“我要是养猪就好了，”他晚年的时候总喜欢跟孩子们这样说，“至少我能宰了它们吃肉啊。”他的脾气——家里人更喜欢称之为“激情”——大得出奇。他曾经有两次愤怒地冲进家门，将整个餐厅砸得稀烂，而除了他自己，谁也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做。

我猜，也许这就是激情吧。

马特的个性一直都是这样，就像迪斯尼电影里的人物个性一样，不曾改变过。每天他在家里出现的唯一时间就是吃饭的时候，其余的时间他都是在车库或地下室里干活。“不干活就没饭吃。”他老是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儿。

整个地下室就是外祖父的“办公室”，幽深潮湿，像个地牢。墙上地上全是汽车零件、修理工具、黄铜配件，以及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一桶一桶的鞋。50英尺长的房间只留下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在一个破损的小角落里，有一个简易的洗澡装置，看起来就像是从第三世界某个贫民窟里弄来的。每当需要楼上的某件东西的时候，他就一边用扳手敲打着钢管，一边喊着让别人给送下来。

外祖父把自己120平方英尺的后院都铺上了沥青，理由是这样就不用除草了，尽管他有的是时间。等到我出生的时候，他的后院里别的没有，都是一堆堆的轮胎，还有为他那条德国猎狼犬伊格尔搭建的大狗窝。

马特发表“长篇大论”的时候也是一个奇观。不管主题是什么，他的台词儿里都至少要有一句脏话，解释的部分他至少要说两遍。久而久之，我们也就习惯了。在我听来，那就像是在念诗。任何一件小事儿都能让他来上一段儿。

他平常责骂人的时候，台词儿很可能是这样的：“约翰尼一直就不听话，绝对不听，不会听话，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听话。就算不听话得死，他还是不会听话。要是不听话就得死，那他早就完蛋了。”所有这些都是用最大的嗓门喊出来的，而且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是冲谁喊的。

事实上，惹他发火儿的人在他开始咆哮之前通常就已经溜了。

外祖父管教家里那15个孩子时，就像一个邪恶的战俘集中营看守。他的工作与家庭生活唯一的结合点就是可以用车皮带抽打孩子。他把犯错误的孩子排成一排，然后故作仁慈地问道：“这次选哪个牌子的皮带啊？雪佛兰，福特，还是庞蒂亚克？”

马特的外表欺骗了大家的眼睛。虽然刚过六十，但他走起路来却像一个放大版的尤达大师——微微有点驼背，步伐有些蹒跚。可是一旦教训起十几岁的儿子们，他可是身轻如燕，健步如飞。街坊邻居们可都见识过他一直追着到大街上去教训儿子们的场面。

我最早还记得，和哥哥弟弟们一起去外祖父家的时候，他在车库里用低沉的声音对我们喊：“我的天，我的天，钉子满天飞，全给我弄乱了！”说这话的时候，正在修发动机的他甚至连头都没有抬。不过，他听起来并没有生气，但也并不高兴。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也不懂他的话，只知道他一开口责骂，我们就想笑。

我记得跟外祖父谈话无非就是两个话题——汽车和女人。也许还谈过别的，但是我已经不记得了。举个例子，他把结婚之前的女人都叫作“战利品”，用意大利语来形容自己的男子汉气概以及和女人的身体接触。他的一个常用方法叫作“香蕉盒子”，就是当年回家吃午饭的时候，在厨房桌子上扔下一盒子香蕉给所有的孩子们玩儿，然后趁机和外祖母亲热亲热。

外祖父一直活到了92岁，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我随军驻扎在明尼苏达。他是家里唯一一个我亲眼看着被病魔一点点吞噬的老人。他的去世与我被确诊癌症之间相隔不到两年，所以对我来说，他与病魔的抗争为我树立了榜样。

在我把他平放在地板上，做一些腿部的活动练习时，他随口的一句话让我看到他是如何面对死神的。“现在的这个姿势让我只想干那种事儿。”他语气诙谐却坚定地说道。

外祖父葬礼那天，教堂里不时发出的却是笑声。因为我在悼词里说，圣彼得很可能一边从外祖父身边冲过去，一边还在想，到底是谁把一盒子香蕉撒在讲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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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玛丽·韦伯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一位长辈，她以与家里其他老人完全不同的方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在67岁那年死于心脏病，正好是在一个周日的早上，复活节弥撒开始之前。

对于一个信奉天主教的12岁男孩儿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更具讽刺意味的了。

后来我们才得知，祖母生前一直有很严重的躁郁症——情绪大起大落。然而，除了记得祖母摔过一只盛满咖啡的杯子，骂过几次人之外，我记忆中的她一直是个脾气很好的老太太，是我最爱的家人。

祖母去世的那天对我来说有很重大的宗教意义。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去世。我对上帝提出了很多问题。为什么偏偏是复活节这天？这是一种惩罚吗？难道是我们，或者是我自己，还不够虔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