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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很敬畏他父亲。”史迈利又点出了同一个问题。

“是的。他很喜欢母亲，但她已经过世了。他的父亲成了他的偶像。”

我记得自己羞愧地注意到，我故意在回避“爱”这个字，因为本用它描述了他对我的感情。

我跟他说了本喝酒的事，不过我觉得这个情况他也知道。本平时很少喝酒，往往是滴酒不沾，直到某一个晚上——比如星期四的晚上，眼看就要到周末了——那时候他会喝个没够，苏格兰威士忌、伏特加，不管是什么酒；本一杯，阿诺一杯，自己跟自己喝。然后他踉踉跄跄地爬上床，一句话都不说，但也不惹人厌。第二天早晨，他看起来活像刚在戒毒所接受过两个星期的治疗。

“他除了你真的再没有别人了？”史迈利沉思着说道。“你也可怜啊，得独自去应付这么个人物，负担可真重。”

我回忆着，我心不在焉地回想着，我把能想到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但我知道他还在等着我说出某件隐瞒的事，我们还没找到那究竟是什么。我意识到自己有所隐瞒了吗？我给你的答案，也只能是当年事后我对自己的回答：我没意识到自己其实是知道的。我花了整整二十四小时审问自己，想要挖出深藏在黑暗角落之中的秘密。凌晨四点，史迈利让我回家去睡一会儿。我得一直守在电话旁，想要出去干什么必须先向人事组的头儿报告。

“当然了，他们会监视你的公寓，”史迈利陪我等出租车时警告我说，“你可别往心里去，好不好？想想看，如果是你自己在逃命，风暴之中能让你放心前往的港口其实寥寥无几。你的公寓在本可选的几个地方里应该很靠前。如果本除了父亲之外再没别人可以投靠的话。但他不会去找他父亲，对不对？他会觉得羞愧。他会来找你。所以他们得监视你的公寓。这很自然。”

“我明白。”我说道，只觉得又一阵厌恶席卷全身。

“不管怎么说，在和他年纪差不多的人里头，他似乎最喜欢你。”

“没关系，我明白。”我又说了一遍。

“当然，换个角度看，他可不是傻子，所以他应该知道我们会怎么分析。他也不会以为你会把他藏在密室里而不向我们报告。你不会这么干的，对吧？”

“对。我不会的。”

“如果本还有些理智，这一点他也会知道，所以他不可能来找你。不过，我觉得他也可能会顺便来一趟，听听你的意见，求你帮帮忙。或者是喝两杯。可能性不大，但我们不能忽略这种假设。毫无疑问，你肯定是他最要好的朋友。没有人能比得上你。确实没有吧？”

我真希望他别再像这样说话了。一直到刚才，他始终非常谨慎小心地回避着本向我示爱的话题。但突然之间，他似乎又决定要重新撕开这个伤口。

“当然，除了你之外他也许还给别人写过信，”他思忖着说道，“也许男的女的都有。这并不是全无可能。人在极度绝望的时候，会向各种各样的人表达爱意。比如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或是打算做出什么不顾一切的举动。这些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会把信寄出去。但是，我们不能绕着本的朋友转，问他们本最近有没有寄来一封狂热的信——那么做可不安全。再说了，该从哪一个人先问起呢？这就是问题所在。你得把自己放到本的位置上。”

他是不是故意把自知的种子埋进了我心里？后来，我确信他是故意的。我还记得他送我上出租车时那担忧而锐利的眼神。我记得车子拐过街角时我回过头，看到他矮胖的身影站在路中央，凝视着我，在我离开之前把他最后说的那句话深深印入了我的脑海：“你得把自己放到本的位置上。”

我是在连轴转。我的这一天始于凌晨时分的南奥德利街，接着是那只跟着“熊猫”的“猴子”，然后是本的情书，几乎没工夫停下来睡觉。史迈利的咖啡，还有我自己在这种可恶情势下的无能为力感，也让我难以入眠。但我可以发誓，斯黛芬妮这个名字根本还没出现在我的脑袋里——不在脑门上，也不在后脑勺。斯黛芬妮当时还不存在。我敢说，我从来没有如此彻底地忘掉一个人。

回到公寓，本的激情给我带来的一阵阵厌恶感已经消失，我开始担心他的安全了。在起居室里，我演戏似的盯着沙发，在兰贝斯搞了一整天街头训练之后，本常常会摊开手脚躺在那上面：“老伙计，不介意的话我可在这儿睡了。今晚比回家还舒服。阿诺可以回家去睡。本就睡这儿。”在厨房，我把手掌贴在老旧的铁制烤箱上，半夜时我常常用它给本煎鸡蛋：“万能的上帝啊，内德，那是个炉子吗？看起来倒像是害得我们输掉克里米亚战争41的家伙嘛！”

关掉床头灯之后过了好久，我还能回想起他的声音，隔着薄薄的一层隔板跟我说着一个又一个疯狂的想法——那是我们共同的话语，我们之间的行话。

“知道我们该怎么对付纳赛尔兄弟42吗？”

“不知道，本。”

“把以色列给他。知道该怎么对付犹太人吗？”

“不知道，本。”

“把埃及给他们。”

“为什么呢，本？”

“人就是这样，只有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才会满意。蝎子和青蛙过尼罗河的故事听过没？”

“听过，我听过。快闭嘴，睡觉吧。”

然后他还是会把故事讲一遍，那是在沙拉特教过的案例。“蝎子”是打入敌方的间谍，他要和留守在河对岸的小队取得联系。“青蛙”是个双重间谍，他假装相信了“蝎子”的掩护身份，然后把“蝎子”卖给了自己的雇主。

到了早晨他已经不见了，留了张只有一行字的纸条，上面写着：“博斯特尔43见，”那是他给沙拉特起的名字，“爱你的本。”

在那些时候我们有没有说到过斯黛芬妮？没有。斯黛芬妮我们是边走边谈的，而且只是浮光掠影地提了一下，不像两个人躺着聊，中间隔着一层静止不动的墙。斯黛芬妮是我们在匆忙中共同拥有过的幻影，是一个美好得让人不愿去剖析的谜。也许这就是我没想起她的原因。或者说暂时还没想起，还没意识到。并没有出现什么戏剧性的时刻——一盏明灯突然点亮，我从澡盆里蹦起来，大喊：“斯黛芬妮！”完全不是那样的，原因我来向你解释。在“坦白”和“自我保护”之间的无人地带，斯黛芬妮像个神秘的生灵似的若隐若现，只有承认她，她才会现身。仔细回想起来，关于她的念头第一次闪现的时候，我正在收拾人事组的头儿留下的一片狼藉。我无意间找到了自己去年的日记，便翻看起来，心下感叹我们能记住的其实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在六月的日历上，我看到中间的两个星期给划了一道斜线，旁边整整齐齐地写着数字“8”——“8”指的是地处北阿盖尔的八号营地，我们在那儿接受过准军事化训练。我这才想起——或者说只是开始感觉到——是啊，就是她，斯黛芬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