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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

“本告诉你了，对吧？”

这一次我没有反驳他。我下定决心不这么干了。“我们在课程里学过。简直是没完没了。”我说。

“是的。好吧，我想你也学过。问题在于，理论和实际往往并不完全一致，对不对？本最要好的朋友是谁，除了你之外？”

“我不知道，”他突然转换的问话策略让我心下一惊，“是杰里米吧，我估计。”

“哪个杰里米？”

“杰里米·高尔特。他也在训练班上。”

“女人呢？”

“我跟你说过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对象。”

“哈格蒂想带着本去东柏林，亲自为他做个介绍，”史迈利接着说道，“五楼不同意。他们正打算断掉哈格蒂和他那些情报员之间的联系，而且他们也不赞成同时派两个人去敌方，本来一个人去就行了。于是哈格蒂在地图上带着本走了一遍接头程序，然后本独自一人去了东柏林。星期三他先演练了一次，踩了踩点。星期四他再次入境，这回是来真的了。他是以合法身份进去的，坐着一辆军官委员会的亨伯车。下午三点，他从查理边防检查站入境，随即在约定地点偷偷溜下了车。他的替身按原定计划坐在车里兜了三个小时。六点十分，本顺利回到车上，晚上六点五十分返回西柏林。边防检查站有他返回时的记录。本让司机把他送到了公寓。整个过程都无懈可击。威利斯和哈格蒂在柏林站总部等着他，可他却从公寓打来了电话。他说已按计划顺利接头，但什么情报也没带回来，他自己倒是发烧了，胃也疼得厉害。他问他们能不能推迟到明天早上再听情况汇报？不幸的是，他们说可以。从那以后他们就没再见过他。虽然本说他生了病，电话里听着却很振奋，他们以为他是太激动了。本和你一起时生过病吗？”

“没有。”

“本说，他们那位共同的朋友状态很好，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等等。显然他在公开电话上也只能说这么多。他的床铺没人睡过，换洗衣服也没带走。没有证据表明本打电话的时候还在公寓里，没有证据表明他被绑架了，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没被绑架。如果说他想叛逃，为什么不干脆留在东柏林？敌方不可能让本变节之后再放他回来对付我们，要是那样的话他们就不可能逮捕他的情报网。再说，如果敌方想绑架本，为什么不趁着他在柏林墙那一边的时候动手？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本借助任何常规渠道离开了西柏林——火车、高速公路，或是飞机。监控手段不是很管用，另外正像你说的，本接受过训练。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说不定他根本没离开柏林。另一方面，我们以为他可能回来找你。别那么吃惊。你是他的朋友，对不对？他最好的朋友？跟他的关系比任何人都亲密？小高尔特根本比不上。‘本的铁哥们儿是内德，’他说，‘如果本要找我们当中的哪个人帮忙，肯定会是内德。’那份证据恐怕也证明了这一点。”

“什么证据？”

没有意味深长的停顿，没有故作夸张的语气变化，没有任何警示：只有这位亲切的老乔治·史迈利，一如往常地带着歉意。“他的公寓里有一封信，是写给你的，”他说，“信上没有日期，就扔在一个抽屉里。与其说是信，不如说是随手乱写的几句话。他很可能是喝醉了。是封情书，我恐怕得这么说。”他递给我一份复印件让我看，又给我们俩一人倒了一杯威士忌。

也许我这么做是为了让自己不用去正视当时的难堪。每次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一幕，我就会不自觉地切换成史迈利的视角。我想象着史迈利处在他的位置上会作何感想。

摆在他面前的情形很容易就能勾勒出来。想象一下吧：一个很努力的见习学员，总想让自己显得比实际年龄成熟，抽着烟斗，当过水兵，知道什么时候该点头赞成，年纪轻轻却巴不得赶快进入中年，这就是六十年代早期年轻的内德。

但他身后的背景却远远没有这么简单，而且会极大地影响他对我的判断。圆场当时处境艰难，深受莫名其妙的挫败的困扰，不过当时我并不知情。本的情报员被捕固然很不幸，但在圆场全球范围遭遇的一连串灾难之中，那只不过是最新的一件。在日本北部，圆场的一个监听站连同三名成员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在高加索地区，我们的撤离路线一夜之间被端掉。我们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的情报网都在几个月内相继被破获。在华盛顿，我们的美国表兄对我们的可信度表示出越来越强烈的不满，还威胁要彻底切断双方之间的特殊纽带。

在这样的气候之下，种种骇人听闻的猜测成了家常便饭，人人自危的心态逐渐产生。任何情况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也没有什么随机事件。即使圆场取得了胜利，那也是因为我们的敌人手下留情。因为别人的罪行而受到牵连的事随处可见。在美国人看来，圆场里头养着的“地鼠”33不仅仅是一只，而是整整一窝，他们狡诈无比，互相抬举着往上爬。让这帮地鼠走到一起的并不是什么要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虽说这种信仰也够糟糕——而是英国佬之间可怕的同性恋风气。

我看了本的信。只有二十行，没署名，写在情报部没有水印的白色信纸上，只有一面。是本的字迹，但写得歪歪扭扭，没涂改过。没错，他很可能是喝醉了。

信里对我的称呼是“内德亲爱的”。这封信让本的双手爱抚着我的脸颊，让我的嘴唇凑向他的嘴唇。它亲吻着我合上的眼睛，还有我的脖子。感谢上帝，信中涉及肉体的部分到这儿就打住了。

信里没有什么形容词，也没有文采。正因为没有这些，它才越发令人震惊。它没有华丽的辞藻，也不矫揉造作。它并非来自古代，不是希腊人所写，更不是1920年代34的产物。它是一个男人对同性之爱毫不掩饰的渴求，而我始终都只把这个人当做自己的好朋友。

可当我看这封信的时候，我知道写下它的人确实是本，真实的本。饱受痛苦煎熬的本坦白道出了我从未意识到的感情，但当我看到信中的述说时，我得承认这些感情是真实的。也许这已经让我成了有罪之人——我的意思是，我毕竟是本渴求的对象，尽管我从来没有刻意去招惹他，也没有同样地渴求他。他在信上说对不起，然后结束了。我觉得信并不是没写完。他再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不知道。”我说道。

我把信还给史迈利。他接过信放回口袋，眼神始终没离开我的脸。

“或许你已经知道了，只不过没意识到而已。”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