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橘核（第3/6页）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约翰？’他颤抖而又结巴地问。

“我的心仿佛变成了铅块。‘这是KKK。’我说。

“他仔细看了一下信封内层。‘对，’他喊了起来，‘确实是这三个字母。这上面又写了什么？’

“‘将文件放到日晷上。’我从他肩膀后面望向信封念道。

“‘什么文件？日晷又是什么？’他又问。

“‘花园里有日晷，这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我说，‘文件一定是指那些被毁掉的文件。’

“‘呸！’他大着胆子说，‘我们这儿可是文明世界，绝不允许出现这种蠢事！这东西从哪儿来的？’

“‘从敦提邮来的。’我看了一眼邮戳回答道。

“‘这肯定是荒唐的恶作剧，’他说，‘我与日晷、文件这些东西，有关系吗？对这种无聊的事我根本不愿理睬。’

“‘如果是我的话，一定选择报警。’我说。

“‘这种令我感到痛苦，却被他们嘲笑的事，我可不愿意干。’

“‘那由我去报警？’

“‘不，你也不许去。我可不想为这种荒唐事而庸人自扰。’

“与他争辩这事必然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他向来极为固执。我只好暂时离开，但心中始终忐忑不安，充满大祸临头的预感。

“收到信件后的第三天，我父亲外出去看望他的老朋友——弗里博迪少校。他如今担任朴次当山一处堡垒的指挥官。我为他的外出而感到高兴，因为我认为他离家能够躲开危险。但是我错了，到他外出的第二天，我收到一封少校发来的电报，让我立刻去他那儿。我父亲摔到了一非常深的白垩矿坑当中，这种矿坑在那里是相当常见的。他头骨骨折，陷入了深度昏迷。我匆忙赶到那里，但他却再也没能醒来，很快就去世了。现场勘查表明，他在黄昏以前从费尔哈姆起程回家，由于他对当地道路不熟，白垩坑周围又没有栏杆遮挡，验尸官毫不犹豫地判定为‘因意外致死’。我极为谨慎地核查了所有相关情况，但也没能找出谋杀的痕迹。现场没有丝毫暴力活动的迹象，没有脚印，没有抢劫痕迹，也没有其他人看到出现陌生人的记录。但是我的想法您也能理解，我久久不能平静。我几乎能够完全确定：一定有人在我们一家周围策划并实施了某种卑鄙而隐秘的阴谋。

“就在这种极度的不安中，我继承了这笔遗产。您也许会问我为何不卖掉它。我的想法是我坚信这个灾难的出现与我伯父生前发生的某种意外事故有着必然关联，因此无论是待在这所房子里，还是搬到其他地方，大祸会依然紧紧跟随我们。

“我父亲去世于一八八五年一月，到现在已经过去两年零八个月了。这段时间里，我还算幸福地生活在霍尔舍姆。我已经开始幻想这份灾祸也许已然远离我家，伴随着我上一辈人的离世而宣告终了。没想到灾祸并没有放过我的意思。昨天早晨，灾祸再次降临，情形与当年我伯父、我父亲所经历的一模一样。”

年轻人从上衣的口袋中取出一个已经揉皱了的信封，放到桌上，并倒出五个既小又干的橘核。

“这就是那个不吉利的信封，”他继续说道，“邮戳显示是伦敦东区。信封里依然像前两封一样，写着那三个字母‘K.K.K’。随后就是‘将文件放到日晷上’。”

“您采取了哪些举措呢？”福尔摩斯问。

“我什么都没做。”

“什么也没做？！”

“说句实话，”他垂下头，以消瘦苍白的双手捂住脸，“我感到束手无策。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可怜而瑟瑟发抖的兔子，面对着一条缓缓爬来的毒蛇。我似乎已经陷入到了不可抗拒与极度凶残的魔爪之中，没有人能够将我从这魔爪中解救出来。”

“啧！”福尔摩斯叫道，“您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啊，先生，不能灰心。否则您可能真的没指望了！现在除了振奋精神外，已经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拯救您了。现在可不是唉声叹气的时候啊！”

“我其实已经报过警了。”

“啊！”

“但是他们听完我的叙述后，不过是付之一笑罢了。我相信那位巡官已经在心里下定了结论，认为这不过是个恶作剧而已，我伯父与父亲的死根本就是不幸的意外，因此没必要与这些预兆联系在一起。”

福尔摩斯激动地挥动着紧握的双拳，叫道：“让人无法想象的愚蠢！”

“不过他们应允派一名警察与我共同住在那房子里。”

“今晚他与您一起出来了没有？”

“没有。他只是留守在房子里。”

福尔摩斯再次气愤地挥舞着拳头。

“那么您为什么想起来找我呢？”他问道，“另外更重要的是，为何您不在一开始就来找我呢？”

“我之前不知道啊。直到今天，我才从普伦德加斯特少校那里得知了您的事迹，他建议我来找您。”

“从您收到信件到现在已经过了整整两天。我们本应当在此之前就采取行动的。我想您现在除了这些已经告知我的情况外，没有其他凭证了——也就是没有能够启发我们的细节了吧。”

“哦，还有一件。”约翰·奥彭肖说。他在上衣口袋里翻检了一番后，掏出一张已经褪色的蓝纸，摊开放在桌上。

他说：“当初我伯父在焚毁文件时，我发现纸灰堆当中有一些极小的没烧着的文件纸就是这种特殊颜色。后来我在伯父屋中的地板上找到了这张纸。我猜测它应该是从一沓纸当中掉下的，因此没被烧毁。纸上提到了橘核，不过估计它对我们的帮助并不大。我想它或许是私人日记中的一页，看字迹显然是我伯父所写。”

福尔摩斯把灯挪过来，我们俩弯腰仔细查看这张纸。纸边有明显的毛茬，显然是从某个本子上撕下来的。上面写着“一八六九年三月”的字样，下面还有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记录，内容如下：

四日：赫德森前来。依旧抱有过去的政见。

七日：将橘核交给了圣奥古斯丁的麦考利、帕拉米诺与约翰·斯温。

九日：麦考利已被清除。

十日：约翰·斯温已被清除。

十二日：访问帕拉米诺。诸事顺利。

“谢谢！”福尔摩斯说，并把那张纸叠起来还给他。“现在您已经连一分钟都耽误不起了。我们甚至没时间把我的猜想告诉您。您必须立即回家，并采取行动。”

“我应该怎样做呢？”

“只要做一件事。并且是毫不迟疑地立即进行。您必须把刚才那张纸放到您提到过的那个黄铜匣子里。另外再写一张便条放到匣子里，说明所有的其他文件均已被你的伯父烧毁，这是仅存的一张。您一定要使用斩钉截铁的措辞让对方相信你。弄完这些事后，您立刻将黄铜匣子依照他们的吩咐来放到日晷上。您弄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