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罗杰疑案[1]（第4/13页）

当天晚上天黑后不久，德吕克夫人和她的大儿子听到了旅馆附近有一个女人的尖叫声。那喊声很凄厉，不过很短暂。德吕克夫人不仅辨认出了在灌木丛中发现的围巾，而且还认出了在尸体身上被发现的衣服。一个名叫瓦伦斯[13]的马车夫也作证说，在那个星期天，他看见过玛丽·罗杰和一个脸色黝黑的年轻男子一同乘渡轮到了塞纳河对岸。瓦伦斯认识玛丽，他不可能认错的。那些在灌木丛里被发现的东西已经全部被玛丽的亲友们辨认出来了。

在杜潘的建议下，我就这样亲自从报纸上搜集了这些证据和信息，它们还包含了一点——但是这一点似乎至关重要。就在上述这些衣物被发现后不久，好像有人看见那个丧失了生命力或几乎像行尸走肉般的圣厄斯塔什，玛丽的未婚夫，出现在了被大家所认为的行凶现场的附近。在他身边有一个标有“鸦片酊”[14]的瓶子，瓶子已被倒空。他的呼吸证实了那是种毒药。他无声地死去了，在他身上有一封信，信中主要表明了他对玛丽的爱，以及他要自毁的打算。

当杜潘仔细看完了我的笔记，说道：“我无需告诉你，即这案件比摩格街谋杀更加错综复杂。它与后者有一个重要的不同。这是一个虽然残忍，却是普通的犯罪案例。它没有什么特别超常之处。你会注意到，就因为这个原因，人们一直认为这个案子很容易解开。就因为它平常，它本该被认为难以解开。于是，最初，人们认为没必要设酬金。G先生的众多下属们很快就能明白这样的惨案很可能是怎样、为什么会犯下的，他们能从很多的杀人方式中想象出其中一种，从许多的动机中找寻出一种来；因为不无可能的是，在这些无数的方式或动机中，或许就真有一种符合实情，他们想当然地认为那其中必有其一。但是，对此案的各种奇想所包含的共同容易性，以及这些奇想各自似乎带有的可能性，应该被人们理解为是预示了阐明此案是困难而非容易的。我曾经说过，正是凭着那些超乎寻常的现象，理性才能谨慎地摸索到真实，假如发现真相的途径真的存在的话，对于目前这样的案件，应当探询的问题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发生了什么前所未有的事？’在对莱斯巴拉叶[15]夫人的住所进行调查时，G先生的那些侦探们都对那些不同寻常的现象感到沮丧和迷惑，而这些现象对于一个理性而有条理的才智之人来说，却是确定地预示了成功；可是这同一位才智之人，在面对这个香料店姑娘的案件所呈现的寻常特征时，却有可能陷入绝望，而且除了警察人员也能轻易取得的进展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在莱斯巴拉叶夫人和她女儿的案子中，甚至在调查伊始，我们就确信这是一起谋杀，自杀的嫌疑是被立刻排除的。现在，我们也从一开始就排除了自杀的各种可能。在鲁尔门被发现的尸体呈现的是这样一种情形，这很难让我们有推想出自杀的可能。但是也有人认为这具被发现的尸体并不是悬赏酬金缉拿凶手或凶手团伙案件中的、那位我们刚刚就她与警察局长达成协议的玛丽·罗杰。我们都熟识提出此观点的局长先生，但也不能太信任他。如果我们从被发现的这具尸体开始调查，并由此追查出凶手，发现这具尸体并不是玛丽；或者，如果我们从活着的玛丽着手调查，并找到了她，发现她未被杀害——这两种情况都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我们要承兑的人是G先生。因此，出于我们自身的目的，即使不是为了公道，绝对有必要的是，我们的第一步应该是确定尸体的身份就是失踪的玛丽·罗杰。

“《星报》的那些观点对公众影响很大；而且报刊自身也确信这些观点的重要性，这从它着手写的关于此话题的其中一篇文章的开篇态度中可以看出来——‘在一天的几份早报中’，它这样写道，‘都谈及了星期一《星报》上的那篇结论性的文章。’对我而言，这篇文章除了作者的热情之外，似乎并没有什么结论性。我们应该记住，总的来说，报纸的目的更多的是煽动情绪——是提出论点——而不是推演事实的起因。只有当前者与后者似乎是巧合时，后者的目的才被顾及。仅仅发表普通观点的报纸(尽管这观点或许很站得住脚)，并不能从公众中赢得声誉。民众只有在报纸对某个普遍观点提出尖锐的反驳时才认为它是深刻的。无论在推理中还是在文学中，最快而且最广泛地被人赏识的就是惊世之言。但是惊世之言在两者中却是价值最低的。

“我的意思是说，正是玛丽·罗杰还活着这一想法所混杂的惊人和戏剧效果，而不是这一想法的真实可信度，使《星报》对此大做文章，并确保其迎合公众的口味。让我们来调查一下这份报纸的主要论述；并尽力避免它阐述论点时的语无伦次。

“作者的首要目的是想表明，从玛丽失踪到发现那具浮尸之间的短暂间隔来看，这具尸体不可能是玛丽。因此，将这段间隔缩短到最低限度就立刻成为了推理者的目标。在对这一目标的性急追求中，他最初只是草率地作出假设。他说，‘如果凶手对她下了手，那么，认为其动作完成能快到足以使自己在午夜之前将尸体扔进河里的推测是愚蠢的。’我们就会很快，而且很自然地问为什么？为什么凶手在姑娘离开母亲家之后五分钟内就被杀的推测是愚蠢的？为什么认为凶手是在那天的任何时间作案的也是愚蠢的？任何时间都会有凶杀发生。但是，如果谋杀是在星期天早上九点到午夜前一刻钟发生的，那么凶手仍然会有足够的时间‘在午夜之前将尸体扔进河里’。因此，这个推测恰好意味着——那个凶手根本不是在星期天作案的——而且，如果我们同意《星报》的设想，我们就容许报纸信口雌黄了。那段以‘如果凶手如何如何的推测是愚蠢的’开头的话，无论它是怎样地被刊登在《星报》上的，也许可以被我们想象成其实是早已如此这般地存在于作者的大脑中了：‘如果凶手对她下了手，那么，认为其动作完成能快到足以使自己在午夜之前将尸体扔进河里的推测是愚蠢的；我们认为，推测出所有这一切，并且同时推测(因为我们决定要这样推测)尸体是直到午夜后才被扔进河里，都是愚蠢的’——这本身就是一句非常不符合逻辑的话，但是也不像报纸上的那句话那样完全是荒谬的。

“如果我的目的，”杜潘接着说，“仅仅是找出破绽来反驳《星报》上这段论述的话，我就完全可以对它置之不理。不过，我们要对付的不是《星报》，而是事实真相。照现在的情形看，那句话只有一个意思；而这个意思我已经明确地说过了；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在纯粹的语言背后，寻找这些话已经明确指涉的，却没能传达出来的观点。那个记者的意图是想说不管这场谋杀发生在星期天白天或夜晚的任何时段，凶手是不可能会冒险在午夜前将尸体抬到河边的。事实上，这正是我要反驳的假设。那位记者推测凶手处在这样的一种位置，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必须得将尸体运到河边。那么，谋杀也可能发生在岸边，或是就在河里；而且，那样的话，在白天或夜晚的任何时候，将尸体在抛掷水中就可能是最明显和最迅速的处理方式。你会明白，我不是在暗示这是可能的，也没有表示这与我自己的观点是相符的。到目前为止，我的设想与案件的事实没有什么关联。我只是想提醒你注意《星报》提出观点时的整个语气，让你留心文章开头的那种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