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格街谋杀案

女妖们唱的是什么歌，当阿基里斯隐身于女人中，他使用的是什么名字，尽管这都是些令人困惑的问题，但也并非不能猜想。

——托马斯·布朗爵士

被论述为具有分析性的心理特征，其自身很难被分析。我们只感受到心理特征带来的效果。除此，我们还知道，在过度拥有这些心理特征的情况下，它们对其主体而言，总是一种最为活跃的快乐源泉。正如一个健壮的男人为他的体能感到自豪，很乐于做那些肌肉运动，善分析者也为这样的心理活动而骄傲。他甚至能从最琐碎的活动中获取快乐，如果这些活动能使他的才华得以体现。他喜欢神秘的谜、费解的难题、象形文字；在他对此的一一破解中，展示出在常人看来具有超自然性的某种智慧。事实上，他的这些由方法所特有的实质和精髓而给予的解答，完全是一种直觉。

数学研究也许能有效地增强解决问题的才能，尤其在数学最高深的学科分支中；不公平的是，仅仅由于其逆向运算能力，这种学科分支，就似乎显得非常出类拔萃，被称为解析学。不过计算在本质上并不是分析。例如，一个象棋手算棋时就无须分析。这表明，象棋在对心理特点产生作用方面，是很被误解的。我并不是在写论文，只是想通过非常随意的观察来进行某种特殊的开场白；因此，我趁此机会声明一下，深思熟虑在朴实的国际跳棋中要比在所有精巧轻薄的象棋中更能果断而有效地得以运用。在后者中，各个棋子都有不同的、怪异的走法，并有各种不定的价值，这仅仅只是复杂，却被误认为(错误并不少见)是深刻。此间，需要凝神静气，稍不留神，就会疏忽，会导致损伤或失败。可走的棋步不仅是多样的，而且错综复杂，这样的疏忽几率就很大；下象棋时，十有八九是更为专心的、而不是更为敏锐的棋手胜出。反之，在国际跳棋中，棋步是唯一的，几乎没有变化，粗心的可能性就降低了，纯粹的专心就相对不太起作用，棋手赢棋就更取决于哪方具有较高一筹的敏锐。为了减少抽象性，让我们以一场跳棋比赛为假设，双方棋子只剩有四个国王，当然了，也不出现疏忽的情况。很显然，胜利只取决于(棋手是势均力敌的)某种妙招，那是对智力有效运用的结果。在一般棋招已然无效的情况下，分析者就投身于对对手的心理分析中，于此验明自己的观点，他往往发现，只一瞥，就能找到那些唯一的方法(有时候，很荒唐的是，实际只是些非常简单的方法)，通过这些方法，对方也许就误入歧途，或是草率地做出错误判断。

长期以来，惠斯特牌[1]因其对计算能力产生影响而负有盛名；人们认为具有最高深智慧的人显然会对此牌有着解释不清的爱好，并且，他们避开象棋，觉得它肤浅。毋庸置疑，在此类游戏中没有什么能比玩惠斯特更需要分析能力。基督教世界中最优秀的象棋手也许只不过是最好的象棋手；但是对惠斯特牌的精通却意味着具备了在所有那些更重要的工作中的成功能力，这些工作是脑力之间的竞争。我所说的精通，是指在比赛中的一种完美，这完美包括对所有信息的领会，从而获得合理有效的优势。这些领会不仅具有多种性，而且形式多样，常常存在于思想深处，不是常人智力所能企及的。专心观察意味着要清晰地记忆；因此，迄今，只要纸牌游戏规则(它们本身是建立在纯粹的游戏机制的基础上)能被充分和总体地理解，那么专心的象棋手都擅长玩惠斯特牌。因此，具备持久的记忆力，并依照“惯例”，就通常被认为拥有了擅长此道的资本。但是，在纯粹规则之外，就需要运用分析者的技巧了。他会静静地作一系列的观察和推论。因此，或许他的同伙也如此；他们所获取信息的不同，更多是取决于观察的细致，而非推论的正确性。关键在于观察什么。棋手根本不限制自己；也不因为游戏是目的，就拒绝从游戏之外的事物中进行推论。他观察同伙的表情，细心地把它与每个对手进行比较。他留心洗牌时每只手的动作；经常通过持牌者看每张牌的眼光，猜测算计一张张王牌和大牌。在游戏的发展中，他注意着脸部的每一个变化，从确定、惊讶、胜利，或是苦恼的表情变化中汲取信息。他从对手收拢赢牌的方式判断收牌人是否会再赢同样花色的牌。从牌被掷向桌子的气势中，他辨别得出什么是虚招。一个随意或粗心的词，一张偶然掉落或翻转的牌，以及牌被暴露后伴随而来的焦虑或是无所谓，计点赢牌的墩数以及那几墩牌的摆法，还有期间的尴尬、犹豫、急切、或是颤抖——所有这些，都把对真实情况的暗示提供给了他看似直觉性的感知。两三个回合之后，他对大局了如指掌，于是就精确恰当地把自己的牌放出，好像其他参与者都已彻底现形似的。

分析能力不能和单纯的机灵相混淆；因为分析者必须要机灵，而机灵的人往往对分析非常不在行。那种推断或归纳能力，通常表现为机灵，而且颅相学者(错误地)把其归结为是因为一种个别器官，并推测它是一种原始能力，在那些智力在其他方面濒临白痴状态的人身上尤为多见，因此，这些人吸引了心理学者的普遍关注。事实上，在机灵和分析能力之间存在着的区别，远比幻想和想象之间的要大，但是有一个特征又十分相似。实际上，人们会发现，机灵的人往往是好幻想的，而真正富有想象力的人常常又是有分析能力的。

以下的叙述对读者而言，多少是对刚才所提出的命题予以评说。

一八××年的整个春天和部分的夏季，我居住在巴黎，在那里，我和C·奥古斯特·杜潘先生相识了。这个年轻的绅士来自一个高雅，事实上是显赫的家族。但是，由于各种不幸事件，这个家族没落到如此贫困境地，使他个性中的热情屈服于贫穷之下，他消沉避世，不再对恢复家产有任何兴趣。承蒙他债权人的好意，在他的财产中依然保留着一小部分遗产；而且，根据从中获取的收益，他竭力通过克俭来维持生活的必需，并从来不奢求什么。事实上，书籍是他唯一的奢侈品，而且在巴黎也很容易获得。

我们的初次见面是在蒙马特大街的一家冷僻的图书馆里，在那里，我们碰巧都在寻找同一本非常罕见和著名的著作，这使我们的交流更密切了些。此后，我们频频会面，我对他所详细讲述的那一段琐碎家族史很感兴趣，在叙述中，他有着法国人只要一说起与己有关的话题就放任情感的坦率。我也对他广博的阅读感到很吃惊；而且，尤其是，我觉得自己的灵魂被这狂烈的热情，以及他想象力的生动清新所感染。在巴黎寻找着我所要探询的目标时，我感到此人的社会圈子对我来说是无价的财富；而且我也把这种感受坦白地告诉了他。最终，我们决定，在我逗留于这个城市的这段日子里，我们可以生活在一起；由于我的生计状况多少还不像他那样窘迫，他就答应由我出钱在圣热尔曼区的一个遁世而荒凉的地带租下了一座年代久远的古怪官邸，由于人们的迷信想法，它已经荒芜了很久，摇摇欲坠，我们并没有去打探这个迷信，我花钱将房子装修了一番，使它的风格符合我们共有的古怪和阴郁的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