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罗杰疑案[1]

——《摩格街谋杀案》续篇

Es giebt eine Reihe idealischer Begebenheiten, die der Wirklichkeit parallel lauft. Selten fallen sie zusammen. Menschen und Züfalle modificiren gew？hnlich die idealische Begebenheit, so dass sie unvollkommen erscheint, und ihre Folgen gleichfalls unvollkommen sind. So bei der Reformation; statt des Protestantismus kam das Lutherthum hervor.

理想中的一系列事件会与真实情况相似。它们很少能完全一致。人和环境会在总体上改动理想中的一连串事情，使之显得不尽完美，从而其结果也同样无法尽善尽美。宗教改革亦是如此；想的是新教，来的却是路德教。

——诺瓦利斯[2]《精神论》

即使是最镇定的思想者，都很少有人不曾对超自然事物陷入一种模糊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半信半疑的惊讶中，那事物又似乎恰巧具备一种不可思议的特性，而这种纯粹的巧合是具备才智之人无法接受的。这样的情绪——因为我所说的半信半疑绝不具备充分的思维能力——这些情绪很少被彻底地压制住，除非借助机会学说，或者，用科学的术语来说，即概率演算。从实质上说，这个演算纯粹是数学性的；因此我们就把科学中的极尽严格与精确作为异例，运用于思维中最不可捉摸的幻象与精神性之中。

依据时间的顺序，我要应约昭于公众的那些不可思议的细节，起初的发展是一系列令人费解的巧合，其后，或者说最终的进展会让所有读者认出，这是在隐射不久前玛丽·塞西莉亚·罗杰斯在纽约被谋杀的事件。

大约在一年前，在一篇题名为《摩格街谋杀案》的文章中，我曾竭力描述了我的朋友， C·奥古斯特·杜潘先生在思维特性上的一些非凡之处，我没曾想到自己还会继续这个话题。当时，我对这种特性的描述形成了文章的构思；而且这构思在例证杜潘特性的一连串混乱的事实中得到了充分证实。我还可以引证其他的事例，但是我不想再赘言了。不过，最近一些事件的发展很令人惊讶，促使我进一步地描述了一些详情，这些细节会带有一种强制性的招供意味。在了解了我最近所听说的事之后，如果我依然对很久以前的所见所闻保持沉默的话，我就会真的感到不安了。

在莱斯巴拉叶夫人和她的女儿之死的悲剧结束之际，杜潘爵士立刻从心中摈除了此事件，又回到了他所固有的变化无常的幻想中。我向来喜欢抽象概念，就很乐于顺应他的心情；并继续住在我们位于圣热尔曼区的居所中，我们不考虑未来，宁静地安睡于现在，将周围沉闷的世界编织成梦幻。

但是这些梦并非完全不受干扰。我早就说过，杜潘在摩格街戏剧性事件中的表现在巴黎的警察的想象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这些密探中，杜潘的大名脍炙人口。除了我之外，他从不对其他任何人解释破案时那些推论上简洁利落的特点，甚至连警察局长也不了解。难怪这事件理所当然地被认为几乎是奇迹，或者说他所具备的分析能力被归结为直觉。他的直率原本会打消任何质疑者持有的这种偏见；但是他懒散的脾性却终止了人们对这一他早已不感兴趣的话题做进一步的争议。就这样，他才发现自己成了警方眼中的焦点人物；并且，辖区中的案件也没少劳烦他。其中最引起关注的案子就是那个名叫玛丽·罗杰的年轻女子的谋杀事件。

此事件大约是在摩格街惨案发生的两年之后。玛丽是寡妇埃斯特尔·罗杰的独生女，她的教名及家姓和那不幸的“雪茄女郎”很相近，读者一看就会引起注意。她自幼丧父，从她父亲的死一直到被我们所论及的那场谋杀的前十八个月，她和母亲一直共同住在圣安德烈街[3]；夫人在那里经营一个膳宿公寓，由玛丽帮着照料。就这样，一些事情在女儿二十二岁时发生了，她非凡的美丽吸引了一位香料商，他在王宫的底层开了一家店铺，主顾主要是附近大批滋生的一些流氓恶棍。勒布朗先生[4]意识到漂亮的玛丽来光顾他的香料店会带来诸多好处；他那慷慨的供职提议被这姑娘欣然接受了，尽管夫人多少还是有些顾虑。

那位店老板如愿以偿，他的店铺顿时因为这个活泼动人的女店员而变得众所周知。她被他雇用了大约一年时间，然后突然失踪了，这令她的崇拜者们感到无比困惑。勒布朗先生也无法对她的离开作出解释，罗杰夫人为此心烦意乱，惊惶焦虑。报纸立刻抓住这个话题，警察正准备着手进行严格的调查。然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在失踪了一个星期后，玛丽健健康康地又出现在了她往常站的那个香料柜台，只是她多少有些忧郁。除了带有私人性质的询问，所有的调查自然都停止了。勒布朗先生像以往那样，表明自己对此事一无所知。玛丽和母亲一起回答了所有的问题，说上一周她是在乡下的亲戚家度过的。于是这事件就平息下来，基本上被人淡忘了。至于那个姑娘，她借口要从人们的好奇心所导致的无礼中摆脱出来，就向香料商提出了辞呈，然后在圣安德烈街她母亲的住所隐居起来。

她回家后大约过了五个月，朋友们又为她第二次突然失踪感到震惊。三天过去了，她依然杳无音信。第四天，有人发现她的尸体漂浮在塞纳河[5]里，就在圣安德烈区对岸离鲁尔门[6]那片僻静地区不远的河边。

这场谋杀的凶残(因为一看就明白这是一场谋杀)，受害者的年轻与美丽，尤其是她以往的风流名声，这些都引起了敏感的巴黎民众心中的强烈震动。在我记忆中，我从没见过其他类似事件引发过如此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几周时间里，人们谈论着这一引人注目的话题，甚至连当日重大的政治事件都忘却了。警察局长尽了不同一般的努力，当然了，整个巴黎的警察们都在竭力调查。

在尸体刚被发现时，人们认为凶手无法逃脱，因为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展开了调查。直到一周快结束时，人们才认为有必要对此案提供酬金；即使在那时，酬金也仅限于一千法郎。同时，人们对案情的调查充满热情，不过总是没有什么论断，无数的人都被审讯过了，依然毫无收获。而且，由于一直缺乏疑案的各条线索，公众的激情急剧高涨。在第十天末，人们认为应该将原先提议的数额增加一倍。于是，当第二周过去时，案情依然没有什么进展，巴黎人民一直以来就对警察怀有的偏见就在几次严重的暴动中爆发出来，警察局长就毅然提出将“缉拿凶手”的酬金增至两万法郎，如果不止一人被证实与案件有牵连，那么 “每缉拿一名凶手” 就获得一笔这样的酬金。这份酬金声明还说，一旦任何同谋犯能站出来以事实揭发同伙，那么他就能保证获得完全的赦免。和这份声明贴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市民委员会的非官方告示，表示在警察局给予的酬金数额之外，愿意再给予一万法郎。那么，这笔酬金的总额就不低于三万法郎，当我们考虑到那个姑娘的卑微境遇，以及在大城市中像这种惨案的高发率，这笔钱的数额就相当可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