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罗杰疑案[1]（第3/13页）

编辑在这里还进一步地论述，认为尸体一定在水中“不止三天了，而至少是十五天时间”，因为它腐烂得很厉害，连博韦在辨认时都颇费周折。不过，这个观点被彻底否定了。我继续翻译如下：

“那么，是什么事实让博韦先生认为这尸体毫无疑问就是玛丽·罗杰呢？他撕开了外衣的袖子，说他发现了一些能使自己确认的标记。公众大多猜想这些标记是由某种疤痕构成的。他擦拭着胳膊，并发现上面有汗毛——我们认为，这汗毛正如人们预先想象的那样，是无法确定什么的——就像在袖子里发现一条胳膊一样没什么结论性。当晚，博韦先生没有返回，但是在星期三晚上的七点，他捎话给罗杰夫人，说对她女儿的调查仍在进行中。如果我们假设，在罗杰夫人的年纪和悲痛状况下，她是不会过去的(这假设是很站得住脚的)，那么，如果他们认为那具尸体是玛丽的话，就肯定有人会认为很有必要过去并参与调查。但是没有人过去。在圣安德烈街没有任何人议论或听说这件事，甚至连同一幢楼的居民都不知道。玛丽的恋人和未来的丈夫，即住在女方母亲家的圣厄斯塔什先生作证道，直到次日上午，他才听说未婚妻的尸体被人发现之事，那时是博韦先生走进他的房间并告诉他的。对于这样的一类消息会如此冷静地被接受，我们觉得很是震惊。”

就这样，这份报道竭力让人们对玛丽亲友的冷漠留下印象，这与这些亲友相信这具尸体就是玛丽的推测不相符。这所造成的暗示是：在亲友们的纵容默许之下，玛丽从城市中消失的原因是与对她的贞洁不利的责难有关；于是，在这些亲友们得知塞纳河里发现一具尸体，并与玛丽相像时，他们就顺势让公众相信她死了。但是《星报》还是很草率。人们能很清楚地证实，并不存在大家所想象的冷漠；那位老夫人异常虚弱，她情绪过激，无法胜任任何事；而圣厄斯塔什远不是冷静地接受消息，他伤心到心绪混乱，行为几乎疯狂，以致博韦先生说服一个亲友来照料他，阻止他参与掘墓现场的调查。另外，尽管《星报》报道说尸体由公众出资被再次埋葬，并说玛丽的家人坚决反对由他人慷慨馈赠的私人穴墓，而且家人没有参加安葬仪式。我认为，虽然《星报》在有意对此印象的推波助澜中表明了所有这一切，但所有这些都被充分地证明是不正确的。在随后一期的报纸中，报道又尽力使人们对博韦本人产生怀疑。编辑是如下表述的：

“然后，事情发生了转变。我们得知，有一次，当B夫人在罗杰夫人家中时，博韦先生正要外出，他告诉她有一位警官要来，而她，B夫人，在他回来前一定不能告诉警官任何事，一切由他来处理……从目前的情况看，博韦先生似乎将整件事都封锁在大脑里，没有他就会寸步难行，因为，不管你尝试哪条途径，都会撞上他……出于某种原因，他决定除了他自己，任何人都不要牵涉进此事件中，而且，根据玛丽的男性亲属们的抗议，他还用非常奇怪的方式将他们排挤出局。他似乎非常反对让亲友们见到尸体。”

根据后来的事实，一些迹象使人们对博韦产生了怀疑。在玛丽失踪前几天，有人去办公室拜访博韦，当时他不在，那人观察到在门的钥匙孔里有一枝玫瑰花，还有一块刻着“玛丽”名字的板挂在附近。

我们从报纸上能够搜罗的信息似乎在总体上给大家一种印象，即玛丽是一帮暴徒手下的受害者——由于这些人的迫害，她被带过河，遭受了暴行，并被杀害了。不过，具有广泛影响的《商报》[11]则强烈地反对这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我从它的专栏中引用了这样一两段话：

“就老在鲁尔门一带搜寻凶手的痕迹而论，我们相信，到目前为止，案情侦察是误入歧途了。一个像这一年轻女子一样被公众熟知的人，在走过了三个街区而不被人看见是不可能的；而且，任何见到她的人都应该会记住这事的，因为所有知道她的人都对她颇有兴趣。她是在街道充满了人群时离开的……她在经过了鲁尔门或是德罗梅街后，肯定会被一打以上的人认出来；可是没有人站出来说他曾在她母亲住所之外见过她，而且，除了证词中提及她所表述过的意图外，也没有迹象表明她确实是出来了。她的外衣破了，包裹在她身上，而且被打结系住了；并且，因为这样，尸体像一捆东西似的被抬走了。如果凶手是在鲁尔门附近行凶的，那么就没有必要对尸体做出如此的处理。尸体被发现漂浮在鲁尔门附近的事实并不能证实它是在哪里被扔进水中的……从这个不幸女子的一条衬裙上，被撕下一条长两尺宽一尺的布，它被系在她的下巴下面，缠绕在大脑背后，也许是为了防止她喊叫。这是一帮没带手帕的家伙们干的。”

然而，在警察局长拜访我们的一两天前，警察们得到了某个重要的信息，至少，这消息似乎推翻了《商报》所论述的主要观点。两个小男孩，他们是德吕克夫人的儿子，在鲁尔门附近的树林里漫步时，碰巧走进了一个茂密的灌木丛，里面有三四块大石头，形成了一种有靠背和脚凳的椅子。在上面的石头上铺着一条白色的衬裙；在第二块石头上的是一条丝绸围巾。那里还有一把女用阳伞、一副手套和一块手帕。手帕上绣着的名字是“玛丽·罗杰”。在四周的灌木上还有一些衣服的碎片。地面是被踩踏过的，树丛被折断过，到处都有搏斗过的迹象。他们发现，在灌木丛和河流之间的栅栏被拆倒了，地面上有某种重物被拖过的痕迹。

一份名为《太阳报》[12]的周刊对此发现作了以下的评述——这些评述不过是对整个巴黎报界的观点作出了呼应：

“所有这些物品在那里显然已至少有三四周时间；由于下雨，一切都严重发霉，并粘在一起了。有一些物品四周和上面还长了草。阳伞的绸面很坚实，但是里面织线已经全部分解腐烂了。上面的部分是双层和折叠的，也都发霉破烂，并在伞被打开的情况下开裂了……那外衣的几条碎片被灌木丛撕破，有六英寸长、三英寸宽。其中一块是外衣的底边，它被修补过；另一块是裙摆上的，不是底边。它们看上去就像被撕下来的布条，被放在荆棘丛上，离地面大概有一英尺距离……因此，毫无疑问，这令人瞠目的行凶现场已经被发现。”

紧接着这个发现，新的证据出现了。德吕克夫人作证说她在河岸不远处，正对着鲁尔门的地方开着一家路边旅馆。那附近很偏僻——异常僻静。那里通常是城市来的流氓们的星期日度假地，他们是坐船过河的。那个星期天下午，大约在三点钟，一个年轻的姑娘来到了旅馆，有一个脸色黝黑的年轻男子陪着她。他们两人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在他们离开时，他们走了一条通往附近某个茂密树林的路。德吕克夫人被那姑娘的衣服吸引，因为它很像她一个已故亲戚穿过的衣服。她尤其注意到了那条围巾。在这对人离开后，一帮歹徒出现了，他们吵吵嚷嚷的，又吃又喝还不给钱，并跟着上了那对青年男女走的路。在黄昏时，他们返回了旅馆，似乎非常急匆匆地过了河。